“从东方的带着浓颜色的长白山脉，到东侧的国境都是蝴蝶的身子；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的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那地方，是蝴蝶的眼睛；南边关东洲的大连旅顺一带是蝴蝶的尾巴。看上去就好像在西部的国境向热河省方向展开着膀。” 1938 年，日本作家长与善郎在《少年满洲读本》中写下了这段话，他以蝴蝶为喻，形象地描述了远东地图上中国东北的地理图景。实际上，“蝴蝶”这一比喻并非他首创，而是来自日本诗人安西东卫著名的,短诗《春》，这首诗虽然只有一行：“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却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不仅是因为安西东卫创造性地将两个间隔遥远的意象相连接，引入了一种新鲜的诗风，更源于这首诗道出了日本本土民众对海峡彼岸“满洲国”的憧憬。这一年，也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中国东北正式成立的第32 年头。30 年间，实际处于“满铁”治下的东北，一面呈现出伪满政府极力鼓吹的“东亚共荣”表象，一面又在其引以为傲的“世界速度”中暴露出自身现代化存在的根源性缺陷。 一、暗度陈仓：“满铁”的多重侵略实质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受限于国内市场，于是炮制了一条吞朝灭中、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即所谓“大陆政策”。但这一政策同沙俄的远东政策利益对立，两国激烈的斗争最终引发了1904 年的日俄战争。第二年，在美国的撮合下，日俄两国签订了无视中国主权的《朴茨茅斯和约》，保留沙俄在长春以北的一切权利，而将旅顺、大连地区租借权、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及一切附属权利完全让给日本。1906年，满铁在日本政府的一手包办下设立，次年4 月正式营业。作为“经营满洲”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它以经营铁路为主，兼及港口、电信、航运、煤矿和森林开采等产业，并且手握诸多特权，如自行决定运费、免缴不动产税、所得税、铁路材料进口和交易税等，成为中国土地上一个完全不受中国约束的纯粹外国公司。 对于满铁的性质，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满铁总裁就职情由书》中说：“不把满铁看成一个经营铁路的事业，而欲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中国学者也指出：“这个机关与英国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有相同的性质”，“该公司虽名为铁路公司，实则为日本侵略我东北的大本营”。事实上，从满铁成立过程、官员结构、资金来源或是与政府关系任一方面去审视，它自建立之日起就是日本政府在南满洲的化身，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侵略掠夺工具。不过，经济侵略只是满铁设立的目的之一，其背后还潜藏着日本殖民当局更大的野心。 美国学者威廉·詹姆斯认为：“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对人的行为和命运有决定性的作用，思想具体化的产物即是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集中透露着民族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所以一个民族企图从根本上侵略和征服其他民族的时候，必然采取文化渗透的方式，以达到从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控制和奴役此民族的目的。后藤新平就任满铁总裁和顾问后，基本推翻了日本军部对南满洲军事占领的策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殖民统治方针，被他自己定名为“文装武备论”。这一方针要求满铁继续披着经济外衣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要“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即用文事设施防备外来的侵略，在突发事件时能有助于武力行动。作为殖民者的后藤无疑是高明的，他跳出了单纯使用强硬手段征服土地的窠臼，而通过推行他的“王道”发展经济、学术、教育、卫生，使殖民地之人心“归依帝国”，达到“建设一个广义的文明社会”的目的。 以此为指导思想，满铁兴建了一系列科教文卫设施，担负起了“文装武备论”实际执行者的角色。以教育为例，满铁附属地建立了殖民教育机构和体系，取消汉文教科书，使用对中国历史肆意篡改、美化侵略战争和傀儡政权的教科书。还先后采取“同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方针，试图磨灭东北人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使中国人变为盲目服从于殖民统治的“顺民”，“奴化”成为了满铁附属地教育的最终目的。 从“发展经济”到“文装武备”，满铁在东北披着“和平经营”的虚伪外衣，在铁路附属地的名义下建立起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王国，一个与自然意义完全不同的 “满洲空间” 应运而生。 二、两个“满洲”：“风景发现”中的文人创作 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封闭的铁路会迫使人们按照它所提供的视野来认知世界，进而改变人的认知方式。①在近代中国，铁路是知识分子抵抗外来文化渗透、寻找和呈现“中国性”的手段之一，文人们的铁路旅行书写在描绘国家景貌的同时，诠释了个人的家国情怀。郁达夫1928 年从上海出游苏州途中，在列车上写道：“一堆一堆干草堆儿，是老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力耕苦作之后的黄金成绩，而车碟碟，马萧萧，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虏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② 1934 年，冰心、郑振铎等燕大文人在平绥路沿线的游览后，写有几万字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其中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国难之中，我们不当再狂于旧习，闭居关内，目边人为异族，视塞外为畏途，我们是应当远出边境，与各族同胞剖心开怀，精庄联合，以共御强邻的侵逼。”③ 这些文人的铁路游记对于沿途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进行了细致书写，使之成为一种“新风景”。这种“风景”在他们眼中成为建构国家的重要载体，他们试图透过它联接过去与现在，建构出国族疆域的空间连续性，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搭建和想象，也寄托自己的憧憬或哀思。但是在满铁附属地，“新风景”的书写却发生了断裂，面对同样的山川江河、城市街道，满洲文学的风景解读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 朴婕在《“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神话》中提到了“风景的发现”，这个概念来自日本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他以“风景的发现”剖析日本现代意识的产生，认为将土地作为“风景”欣赏是一种现代的认知方法，看“风景”的人在真正触及风景之前已经先验地具有了自己的认知，然后以此为标准观看外在世界。④对外物的观看反而反向强化着自我的内化，发现的世界越大，人所凭依的世界越小。因此，当夏目漱石受到新任满铁总裁中村是公邀请，到满洲旅行时，他笔下的“满洲风景”都是围绕“满洲”日本人的活动展开的，是基于政治目的和标准而被“发现”的，或者说，只是夏目漱石想看见并早已做好设想的“满洲”。 夏目漱石的观看视角并非个案，这一现象在“满洲文学”代表性的日本作家中更为突出。《蝴蝶缘何飞过大海中》一文中，王中忱仔细探讨了前文提及的《春》这首诗以及作者安西东卫所在的《亚》诗刊诗人群。成员之一的北川冬彦在孩提时代就来到了满洲，在大连结束小学生涯后升入了旅顺中学，“北川冬彦沿着铁路线从偏远的小车站移动到旅顺，看似个人的偶然经历，其实一直是活动在殖民规划的网络之中”⑤，和夏目漱石的旅行一样，北川的生活早已沿着满铁延伸的铁路被安排和确定，只不过时间更久，影响也更深。《亚》诗刊诗人们在日本都市中是压抑和创伤的一代，但来到殖民都市后却备受宠爱和疗愈，能尽情施展才华，正是满铁所营造的这种安定生活和优越环境，培育了他们的艺术心境和观看视角。 因此，《春》中被认为“生硬移植”的“蝴蝶”和“鞑靼海峡”意象，当放置到殖民都市多重复杂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就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以日本为指导者的东亚民族的复兴、未来的崭新的历史，已在鞑靼故地写下了第一页。”诗人安西远望大连海湾时，身后是铁道纵横、生机澎湃的“满洲”，再忆起当年开疆拓边者的功绩，脑海里浮现出以殖民先驱者名字命名的海峡，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心境从来都不是被灌注到“满洲”文人思想中的，而是萌发和生长于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土壤。 虽然以殖民当局“建国精神”为指导进行创作的作家占据主流，但仍有人脱出“日满亲善”的表象，深入满铁治下两国人民的真实生存境况，写出了生命线上的挣扎者和无处寻路的迷惘者。秋原胜二在《故乡丧失》中就写道：“像自己这样从小就在满洲生活过来的日本人，完全缺乏日本是自己的故乡这样一种实感，同时，满洲也并没有成为自己的精神之乡，不免产生了漂泊感，寻找不到自己的故乡。”秋原的诉说代表着主流之外的一种惆怅之音，也意味着“满洲”文人内部对“风景”的书写和解读发生了分歧，产生了完全相悖的两个“满洲”。 三、何谓近代：作为方法的日本 美国地景理论者约翰·布伦克霍夫·杰克逊曾指出：在近代国家尚未形成之前，道路是商运与村落之间连通的管道，但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道路却是政府延伸其管治权力的触角。铁路与国家的形象紧密相关，人们通过铁路旅行而具体感受到“国家共同体”，满铁就承担了日本帝国“将光芒带到东亚土地”的使命。在对比过沙俄铁路的破败之后，满铁的速度更给了日本以世界一流国家甚至能赶超西方的优越感。朴婕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种缥缈的幻想：“日本所设想的东亚崛起、足以与西洋相抗衡的东亚文明，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内核的文明，只是给这个内核套上了一个东方的或者日本的外衣”。⑥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里提出：“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也将失掉历史。”这是他探讨东亚近代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东方社会在经历了西方的入侵后才获得了历史的自觉，拥有了作为历史的近代。那么早在19 世纪60 年代就与西方接轨，进行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为什么会在面对现代化水平落后的中国时，被竹内好认为是“因进步所以堕落”，远远不及“因保守而健康”的中国呢？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优等生文化”。对日本人而言，文化这一人类精神产物最值得不断追求，在这一方面，他们也是“最热心和勤勉”的，“赶上、超过，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的标语”。⑦观念的发展原本依赖于观念自身与现实不调和时所产生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会试图向超越这一矛盾的方向发展，观念也就随之前进发展。但在日本出现这一情况时，从前的观念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而寻找新的原理代替，“自由主义不行了换上极权主义，集权主义不行了便来了共产主义”。⑧因此，日本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成功的，也可以说一直是失败的。“明治维新”后，国家实力的迅猛增长更滋生了一种“优等”的独断性结论：日本的优秀来源于接受了欧洲文化，落后的人们（主要是东洋各国）应当也必须接受他们的指导。所以，当“满洲”文人在观看满洲风景时，没有能深入历史和现实去理解中国，反而抱着莫大的同情，自然地以“文明世界”的眼光去审视被改造着的“落后文明”，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现代化的问题抛给一海之隔的中国，竹内则试图从自己的“精神导师”鲁迅身上窥见蛛丝马迹，《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篇寓言给了他启示。当奴才自觉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想要拒绝却又无法改变时，就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被叫醒了，这是一种无路可走又必须前行的状态，而觉得有路可走则还在睡梦之中。前者所说的正是鲁迅，“他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⑨，他一生都在针对主体内部的缺陷而挣扎着，他既是一名抵抗者，又是一名被抵抗者，他的特殊位置使他能够彰显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中文化主体性的形成逻辑。日本总是面对外界在等待，等着接受一切“优等事物”而使自己成为“优等生”，在不觉自己是奴才中成为奴才，而鲁迅“抵抗精神”的方向不是朝向西方，而是对自身文化内部的否定，中国的现代化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经历了旧事物重新复苏的过程，因此是在进行了主体重构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由生到死，也能由死重生。竹内好将这一现象称为“回心”而非单纯的“转向”。 1945 年，随着抗战胜利，“满洲国”土崩瓦解，满铁和满洲文学成为了历史长卷上一个小小的墨点。满铁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缩影，其本身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又亲眼见证和陪伴了侵略战争的发展和消亡。憧憬着飞过海峡的蝴蝶最终陷入了风暴的中心，折断了翅膀，沉入汪洋，而如今意气风发远眺海峡的，已是另一些人了。朴婕在《“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的最后留下了一个问号：中国如今引以为傲的“高铁速度”是否代表中国已经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问题仍有待时间的见证。 注释： ①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外国文学评论，2017（3）：40. ②郁达夫.感伤的行旅，郁达夫自选文集游记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90）. ③郑振铎，冰心.西行书简平绥沿线旅行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年，第220-221 页。 ④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外国文学评论，2017（3）：40. ⑤王中忱.蝴蝶缘何飞过大海，载《视界》，2003（12）：6. ⑥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3）：46. ⑦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代译序），[日]竹内好著，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3）：3. ⑧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3）：272. ⑨竹内好.《竹内好全集》四卷，第156—157 页。 [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祝力新.近现代中日文学的交错空间——兼论伪满文坛日本文人的创作[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46-152. [4]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J].外国文学评论，2017（3）：46-54 [5]周晓华.“满洲”文学与作家探究[J].戏剧之家，2016（9）：288. [6]雷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文学探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79-82. “从东方的带着浓颜色的长白山脉，到东侧的国境都是蝴蝶的身子；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的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那地方，是蝴蝶的眼睛；南边关东洲的大连旅顺一带是蝴蝶的尾巴。看上去就好像在西部的国境向热河省方向展开着膀。”1938 年，日本作家长与善郎在《少年满洲读本》中写下了这段话，他以蝴蝶为喻，形象地描述了远东地图上中国东北的地理图景。实际上，“蝴蝶”这一比喻并非他首创，而是来自日本诗人安西东卫著名的,短诗《春》，这首诗虽然只有一行：“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却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不仅是因为安西东卫创造性地将两个间隔遥远的意象相连接，引入了一种新鲜的诗风，更源于这首诗道出了日本本土民众对海峡彼岸“满洲国”的憧憬。这一年，也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中国东北正式成立的第32 年头。30 年间，实际处于“满铁”治下的东北，一面呈现出伪满政府极力鼓吹的“东亚共荣”表象，一面又在其引以为傲的“世界速度”中暴露出自身现代化存在的根源性缺陷。一、暗度陈仓：“满铁”的多重侵略实质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受限于国内市场，于是炮制了一条吞朝灭中、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即所谓“大陆政策”。但这一政策同沙俄的远东政策利益对立，两国激烈的斗争最终引发了1904 年的日俄战争。第二年，在美国的撮合下，日俄两国签订了无视中国主权的《朴茨茅斯和约》，保留沙俄在长春以北的一切权利，而将旅顺、大连地区租借权、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及一切附属权利完全让给日本。1906年，满铁在日本政府的一手包办下设立，次年4 月正式营业。作为“经营满洲”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它以经营铁路为主，兼及港口、电信、航运、煤矿和森林开采等产业，并且手握诸多特权，如自行决定运费、免缴不动产税、所得税、铁路材料进口和交易税等，成为中国土地上一个完全不受中国约束的纯粹外国公司。对于满铁的性质，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满铁总裁就职情由书》中说：“不把满铁看成一个经营铁路的事业，而欲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中国学者也指出：“这个机关与英国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有相同的性质”，“该公司虽名为铁路公司，实则为日本侵略我东北的大本营”。事实上，从满铁成立过程、官员结构、资金来源或是与政府关系任一方面去审视，它自建立之日起就是日本政府在南满洲的化身，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侵略掠夺工具。不过，经济侵略只是满铁设立的目的之一，其背后还潜藏着日本殖民当局更大的野心。美国学者威廉·詹姆斯认为：“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思想对人的行为和命运有决定性的作用，思想具体化的产物即是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集中透露着民族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所以一个民族企图从根本上侵略和征服其他民族的时候，必然采取文化渗透的方式，以达到从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控制和奴役此民族的目的。后藤新平就任满铁总裁和顾问后，基本推翻了日本军部对南满洲军事占领的策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殖民统治方针，被他自己定名为“文装武备论”。这一方针要求满铁继续披着经济外衣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要“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即用文事设施防备外来的侵略，在突发事件时能有助于武力行动。作为殖民者的后藤无疑是高明的，他跳出了单纯使用强硬手段征服土地的窠臼，而通过推行他的“王道”发展经济、学术、教育、卫生，使殖民地之人心“归依帝国”，达到“建设一个广义的文明社会”的目的。以此为指导思想，满铁兴建了一系列科教文卫设施，担负起了“文装武备论”实际执行者的角色。以教育为例，满铁附属地建立了殖民教育机构和体系，取消汉文教科书，使用对中国历史肆意篡改、美化侵略战争和傀儡政权的教科书。还先后采取“同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方针，试图磨灭东北人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使中国人变为盲目服从于殖民统治的“顺民”，“奴化”成为了满铁附属地教育的最终目的。从“发展经济”到“文装武备”，满铁在东北披着“和平经营”的虚伪外衣，在铁路附属地的名义下建立起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王国，一个与自然意义完全不同的 “满洲空间” 应运而生。二、两个“满洲”：“风景发现”中的文人创作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封闭的铁路会迫使人们按照它所提供的视野来认知世界，进而改变人的认知方式。①在近代中国，铁路是知识分子抵抗外来文化渗透、寻找和呈现“中国性”的手段之一，文人们的铁路旅行书写在描绘国家景貌的同时，诠释了个人的家国情怀。郁达夫1928 年从上海出游苏州途中，在列车上写道：“一堆一堆干草堆儿，是老百姓在这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力耕苦作之后的黄金成绩，而车碟碟，马萧萧，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虏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②1934 年，冰心、郑振铎等燕大文人在平绥路沿线的游览后，写有几万字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其中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国难之中，我们不当再狂于旧习，闭居关内，目边人为异族，视塞外为畏途，我们是应当远出边境，与各族同胞剖心开怀，精庄联合，以共御强邻的侵逼。”③这些文人的铁路游记对于沿途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进行了细致书写，使之成为一种“新风景”。这种“风景”在他们眼中成为建构国家的重要载体，他们试图透过它联接过去与现在，建构出国族疆域的空间连续性，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搭建和想象，也寄托自己的憧憬或哀思。但是在满铁附属地，“新风景”的书写却发生了断裂，面对同样的山川江河、城市街道，满洲文学的风景解读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朴婕在《“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神话》中提到了“风景的发现”，这个概念来自日本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他以“风景的发现”剖析日本现代意识的产生，认为将土地作为“风景”欣赏是一种现代的认知方法，看“风景”的人在真正触及风景之前已经先验地具有了自己的认知，然后以此为标准观看外在世界。④对外物的观看反而反向强化着自我的内化，发现的世界越大，人所凭依的世界越小。因此，当夏目漱石受到新任满铁总裁中村是公邀请，到满洲旅行时，他笔下的“满洲风景”都是围绕“满洲”日本人的活动展开的，是基于政治目的和标准而被“发现”的，或者说，只是夏目漱石想看见并早已做好设想的“满洲”。夏目漱石的观看视角并非个案，这一现象在“满洲文学”代表性的日本作家中更为突出。《蝴蝶缘何飞过大海中》一文中，王中忱仔细探讨了前文提及的《春》这首诗以及作者安西东卫所在的《亚》诗刊诗人群。成员之一的北川冬彦在孩提时代就来到了满洲，在大连结束小学生涯后升入了旅顺中学，“北川冬彦沿着铁路线从偏远的小车站移动到旅顺，看似个人的偶然经历，其实一直是活动在殖民规划的网络之中”⑤，和夏目漱石的旅行一样，北川的生活早已沿着满铁延伸的铁路被安排和确定，只不过时间更久，影响也更深。《亚》诗刊诗人们在日本都市中是压抑和创伤的一代，但来到殖民都市后却备受宠爱和疗愈，能尽情施展才华，正是满铁所营造的这种安定生活和优越环境，培育了他们的艺术心境和观看视角。因此，《春》中被认为“生硬移植”的“蝴蝶”和“鞑靼海峡”意象，当放置到殖民都市多重复杂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就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以日本为指导者的东亚民族的复兴、未来的崭新的历史，已在鞑靼故地写下了第一页。”诗人安西远望大连海湾时，身后是铁道纵横、生机澎湃的“满洲”，再忆起当年开疆拓边者的功绩，脑海里浮现出以殖民先驱者名字命名的海峡，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心境从来都不是被灌注到“满洲”文人思想中的，而是萌发和生长于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土壤。虽然以殖民当局“建国精神”为指导进行创作的作家占据主流，但仍有人脱出“日满亲善”的表象，深入满铁治下两国人民的真实生存境况，写出了生命线上的挣扎者和无处寻路的迷惘者。秋原胜二在《故乡丧失》中就写道：“像自己这样从小就在满洲生活过来的日本人，完全缺乏日本是自己的故乡这样一种实感，同时，满洲也并没有成为自己的精神之乡，不免产生了漂泊感，寻找不到自己的故乡。”秋原的诉说代表着主流之外的一种惆怅之音，也意味着“满洲”文人内部对“风景”的书写和解读发生了分歧，产生了完全相悖的两个“满洲”。三、何谓近代：作为方法的日本美国地景理论者约翰·布伦克霍夫·杰克逊曾指出：在近代国家尚未形成之前，道路是商运与村落之间连通的管道，但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道路却是政府延伸其管治权力的触角。铁路与国家的形象紧密相关，人们通过铁路旅行而具体感受到“国家共同体”，满铁就承担了日本帝国“将光芒带到东亚土地”的使命。在对比过沙俄铁路的破败之后，满铁的速度更给了日本以世界一流国家甚至能赶超西方的优越感。朴婕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种缥缈的幻想：“日本所设想的东亚崛起、足以与西洋相抗衡的东亚文明，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内核的文明，只是给这个内核套上了一个东方的或者日本的外衣”。⑥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里提出：“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也将失掉历史。”这是他探讨东亚近代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东方社会在经历了西方的入侵后才获得了历史的自觉，拥有了作为历史的近代。那么早在19 世纪60 年代就与西方接轨，进行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为什么会在面对现代化水平落后的中国时，被竹内好认为是“因进步所以堕落”，远远不及“因保守而健康”的中国呢？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优等生文化”。对日本人而言，文化这一人类精神产物最值得不断追求，在这一方面，他们也是“最热心和勤勉”的，“赶上、超过，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的标语”。⑦观念的发展原本依赖于观念自身与现实不调和时所产生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会试图向超越这一矛盾的方向发展，观念也就随之前进发展。但在日本出现这一情况时，从前的观念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而寻找新的原理代替，“自由主义不行了换上极权主义，集权主义不行了便来了共产主义”。⑧因此，日本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成功的，也可以说一直是失败的。“明治维新”后，国家实力的迅猛增长更滋生了一种“优等”的独断性结论：日本的优秀来源于接受了欧洲文化，落后的人们（主要是东洋各国）应当也必须接受他们的指导。所以，当“满洲”文人在观看满洲风景时，没有能深入历史和现实去理解中国，反而抱着莫大的同情，自然地以“文明世界”的眼光去审视被改造着的“落后文明”，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现代化的问题抛给一海之隔的中国，竹内则试图从自己的“精神导师”鲁迅身上窥见蛛丝马迹，《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篇寓言给了他启示。当奴才自觉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想要拒绝却又无法改变时，就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被叫醒了，这是一种无路可走又必须前行的状态，而觉得有路可走则还在睡梦之中。前者所说的正是鲁迅，“他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⑨，他一生都在针对主体内部的缺陷而挣扎着，他既是一名抵抗者，又是一名被抵抗者，他的特殊位置使他能够彰显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中文化主体性的形成逻辑。日本总是面对外界在等待，等着接受一切“优等事物”而使自己成为“优等生”，在不觉自己是奴才中成为奴才，而鲁迅“抵抗精神”的方向不是朝向西方，而是对自身文化内部的否定，中国的现代化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经历了旧事物重新复苏的过程，因此是在进行了主体重构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由生到死，也能由死重生。竹内好将这一现象称为“回心”而非单纯的“转向”。1945 年，随着抗战胜利，“满洲国”土崩瓦解，满铁和满洲文学成为了历史长卷上一个小小的墨点。满铁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缩影，其本身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又亲眼见证和陪伴了侵略战争的发展和消亡。憧憬着飞过海峡的蝴蝶最终陷入了风暴的中心，折断了翅膀，沉入汪洋，而如今意气风发远眺海峡的，已是另一些人了。朴婕在《“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的最后留下了一个问号：中国如今引以为傲的“高铁速度”是否代表中国已经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问题仍有待时间的见证。注释：①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外国文学评论，2017（3）：40.②郁达夫.感伤的行旅，郁达夫自选文集游记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90）.③郑振铎，冰心.西行书简平绥沿线旅行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年，第220-221 页。④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外国文学评论，2017（3）：40.⑤王中忱.蝴蝶缘何飞过大海，载《视界》，2003（12）：6.⑥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3）：46.⑦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代译序），[日]竹内好著，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3）：3.⑧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3）：272.⑨竹内好.《竹内好全集》四卷，第156—157 页。参考文献：[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祝力新.近现代中日文学的交错空间——兼论伪满文坛日本文人的创作[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46-152.[4]朴婕.“满洲”铁路叙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神话[J].外国文学评论，2017（3）：46-54[5]周晓华.“满洲”文学与作家探究[J].戏剧之家，2016（9）：288.[6]雷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文学探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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