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先生是积极倡导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敢为天下先的探路者。纵观鲁迅先生的一生，“立人”思想贯穿始终，“立人”工程是其一生奋斗的事业。可以说“立人”思想是鲁迅先生思想的核心，所有主张的起点。因此，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全面总结，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鲁迅“立人”思想的主要内容，深化鲁迅思想的研究领域，更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的发展。
一、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暂未发现有国外学者对鲁迅“立人”思想进行专门性研究。但国外对鲁迅的生平、作用、思想、作品及其创作方法研究成果则较为丰硕，尤以日本对鲁迅的研究为代表。
日本的鲁迅研究。早在20世纪初，即鲁迅尚在日本留学时期，日本学界已有对鲁迅先生翻译国外作品的简单介绍；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结束前，日本的鲁迅研究得到较快的发展，日本学者们不仅对鲁迅先生的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如增田涉的《鲁迅传》与竹内好的《鲁迅》，还翻译了大量鲁迅先生的作品并对其进行评价，如鹿地亘《鲁迅评传》；二战结束后，日本则出现伊藤虎丸、丸山昇、山田敬三、北冈正子与藤井省三等诸多著名研究鲁迅的学者，他们将鲁迅思想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结合起来，提出了“个”的自觉是鲁迅思想的原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接触的日本当时流行的思想和文艺思潮，对鲁迅一生的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所批判的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在日本社会中也广泛存在，鲁迅所呼唤的独立自由精神也正是日本所需要的等诸多观点[1]。如今，因中日关系微妙复杂，以及日本战后所形成的学术体制有些机械和教条，所以日本对鲁迅的研究相对有所减弱。
其他国家的鲁迅研究。除日本对鲁迅先生及其思想进行过多方面研究外，韩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学者也对鲁迅先生及其思想进行过多样研究。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30年代至50年代中艰难发展，60年代后全面展开，并涌现出诸多学位论文和相对精确的译介作品。近年来韩国的鲁迅研究方兴未艾，逐步前行，主要代表有朴宰雨、金河林等。苏联的鲁迅研究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繁盛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60年代之后相对式微。期间研究鲁迅先生的学者有帕·阿·瓦西里耶夫、谢曼诺夫、波兹德涅耶娃等，其中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者》与波兹德涅耶娃的《鲁迅传》《鲁迅的生平与创作》在国际鲁迅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对鲁迅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2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则相对比较沉寂，随着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研究势头又逐渐恢复。期间涌现出李欧梵、帕特利克·哈南、米歇尔·露阿、朱利安等诸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学界有关鲁迅研究的成果，也打开了多样化研究鲁迅及其思想的大门。
由此可知，已有许多国家对鲁迅及其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除日本对鲁迅的研究略微系统化之外，其他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则相对比较分散，既未形成专门的鲁迅研究界，也未对鲁迅“立人”思想进行系统完整论述。
二、国内研究现状
查阅资料发现，我国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于世纪交替时期出现第一个研究高峰，涌现出大量专门研究“立人”思想的学者。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愈加细化、系统化，研究角度也愈加多元化。截至目前，在中国知网以鲁迅“立人”思想为主题检索显示，有效期刊论文共有134篇，硕博论文共有67篇。
（一）鲁迅“立人”思想内涵及来源研究现状
1．“立人”内涵研究现状
关于“立人”的内涵。大多数学者均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角度出发，对“立人”内涵进行界定。如李金涛认为，“立人”就是在肯定个人与群体内在统一性的前提下，以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为突破口，最终使中国大众摒弃劣根性，转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人[2]。邱兴宇认为，“立人”就是结束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压迫，使每个人都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实体[3]。所以，学界对“立人”内涵的界定已基本形成一致观点，即“立人”就是使人摆脱旧思想的枷锁，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
2．“立人”来源研究现状
在长期的研究中，学者们为了厘清“立人”思想多种来源及对鲁迅先生的影响，已从不同的角度对“立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多样化阐释。有学者从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对“立人”思想来源进行探究，也有学者从鲁迅先生自身的生活道路出发对“立人”思想的来源进行探索。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发现学界普遍认为鲁迅“立人”思想共有以下三大来源：
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思想界先驱的影响。以郭晴云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在对鲁迅生活经历和生活轨迹进行详实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立人”思想来源于鲁迅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仔细观察与认真反思。他们指出，鲁迅在对近代中国进行观察和审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虚伪本质，指出它是“奴性的文化”，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缓慢，造成大众虚伪、冷漠、麻木等民族心理特点的重要原因[4]。因此，鲁迅积极提倡“立人”，号召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洗涤。以叶继奋与张金凤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从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出发，分析了“立人”思想的具体来源。他们认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最初起点，而严复的“三民说”、章太炎的民族与社会政治思想、邹容的“革命先去奴隶之根性”的思想，也对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5]。
二是受西方文化及西方思想界先驱的影响。以李新宇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从西方文化对鲁迅先生的影响角度出发，指出西方文化尤其是兴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观念，以及兴起于19世纪后期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6]。以张同俭与张文忠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西方思想界先驱对鲁迅先生的影响角度出发，指出尼采的超人哲学、易卜生的“独战多数”思想、拜伦的个人主义观、施蒂纳与叔本华等人的个性主义思想，在“立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对鲁迅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鲁迅“立人”思想的直接来源，而马克思的人学观则是推动鲁迅“立人”思想发生转变，由空想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7]。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立人”思想还来源于鲁迅先生对西方社会面临问题的反思。他们认为，鲁迅在对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进行考察之后，一方面对西方社会创造的财富与文明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西方社会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8]。这就意味着，鲁迅发现了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弊端，指出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使中国真正摆脱“奴隶时代”[8]。因此鲁迅先生另辟蹊径，从实现人的解放和健全人的人格角度出发，提出“立人”的思想主张。
三是受日本文化与日本思想界先驱的影响。以方长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鲁迅先生有着在日本长期留学的经历，而且标志着“立人”思想正式形成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也正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创作的。因此，日本当时盛行的社会文化及思想，也对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通过分析指出，流行于日本社会的强调精神永恒性的精神绝对主义观念以及日本化的尼采思想、拜伦思想和内村鉴三的思想等，都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9]。
由此可知，学界对“立人”的内涵已基本形成一致观点，并从不同维度出发揭示其多重来源。但对“立人”思想来源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性，还未能准确地凝练出各种思想在“立人”思想形成、发展、调整中的具体作用，也无法全面展现“立人”思想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中与各种思想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鲁迅“立人”思想构成及形成发展阶段研究现状
关于鲁迅“立人”思想构成。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构成共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立人”思想仅指形成于鲁迅日本留学时期的，成熟于五四运动时期的相关“立人”主张与改造国民性思想[10]。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立人”主张熔铸于鲁迅先生一生的活动中，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立人”思想还应包括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法改造国民性及社会的思想[11]。因此，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的研究，学界也出现了两种相应观点。
认为鲁迅“立人”思想仅指“五四”之前的关于批判国民性，追求个性解放和独立思想的学者，主张“三段论”。他们认为，“立人”思想共经历了萌芽期（南京求学时期）、形成期（日本留学时期）、成熟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与五四运动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孙亚敏与李齐建等人指出，鲁迅的“立人”思想萌芽于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他们认为，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的经历使他深受启发，进一步认清近代中国保守与落后的事实，开始思考中国命运问题[12]。因此，“立人”思想开始萌芽。以郭国祥与赵焕亭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指出，南京求学经历并没有使鲁迅真正找到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可行途径，故鲁迅决定赴日留学，去“异邦”找寻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而“立人”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正式形成的。郭国祥指出，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提出的“三个关联”问题，表明他已经开始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深入思考；在创作《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等作品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自我确定性”的问题意识；而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先生已经明确提出“立人”的思想主张，并正式阐述“立人”的概念，“立人”思想正式形成[13]。赵焕亭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是五四运动中，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开始把人作为一切思考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核心，确立了以“立人”为目标的价值观念，而在此时期其创作的《狂人日记》则标志着鲁迅完成了“立人”思想的文学表达[14]。至此，“立人”思想走向成熟。
认为鲁迅的“立人”思想还应包括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法改造国民性及社会思想的学者，则主张“两段论”。他们认为，“立人”思想共经历了“空想”期与“科学”期两个发展阶段。高文波指出，“五四”之前鲁迅的“立人”主张还具有空想、“茫漠”的性质，“五四”高潮退去之后，尤其是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鲁迅逐渐接受了阶级论的思想，开始运用阶级观点分析国民性，并将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号召大众和知识分子相辅相成，此时其“立人”思想才由“空想”转为“科学”，从而走向成熟[8]。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导致上述两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对鲁迅“立人”思想与鲁迅的阶级论思想关系的界定不同。是否将鲁迅在“五四”之后提出的阶级论思想归为“立人”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导致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因此，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构成与发展阶段的研究，仍存在较大争议。厘清“立人”思想的构成部分与发展阶段，仍是新时代研究鲁迅“立人”思想的学者们所要努力的方向。
（三）鲁迅“立人”思想主要内容研究现状
1．“立人”目的研究现状
关于“立人”目的，学界主要形成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鲁迅先生提倡“立人”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大众实现觉醒，使中国走向独立。如李金涛认为，“立人”的目的是使中国人觉醒起来，认识到“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由此达到“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2]。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立人”的目的旨在“人立”，使人真正成为人，而不直接指向经济和政治目标。如王雨海认为，鲁迅否定黑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并不直接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在于对人们进行思想启蒙，让人们认清自己的境遇，并行动起来去改变这种不利处境，以实现人的自主与自由[15]。
2．“立人”路径研究现状
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在“立人”的途径方面，鲁迅先生主要从批判和启蒙两大维度展开，并围绕这两大维度提出以下具体主张：
一为“内部工程”与“外部工程”同时进行。以李新宇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鲁迅的“立人”工程主要包括相互结合的两大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内部工程”，即把人们的思想从落后的封建价值观中解放出来；第二个层面为“外部工程”，即把人们的行动从各种扼杀人自由性的封建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16]。为此，鲁迅以启迪民众、解剖国民性为出发点，在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大众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弱点进行了彻底揭露，对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制度进行了彻底洗涤。
二为“改革”与“拿来”相结合。以沈启帆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鲁迅先生为了实现“立人”目标，去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封建制度对人们的束缚，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与独立，提出了两大措施，一为“改革”，即对国内积极进行改革，进行文学革命，批判封建制度、封建伦理思想，启蒙大众；二为“拿来”，即开动脑筋，放出眼光，积极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思想，并对照自身实际情况，有所取舍[17]。
三为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齐发力。以张同俭与张文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虽然鲁迅先生早期极力批判广泛存在于中国大众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向往“精神界之战士”，主张知识分子与大众尖锐对立，但他在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尤其是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与知识分子内部发生分化之后，看到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认识到只有把文艺启蒙与群众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启发群众革命意识的重要性，转而号召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辅相成，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要同为革命发力[7]。
综上所述，学界对“立人”思想的研究已经涉及具体内容层面，对“立人”内涵的界定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对“立人”途径的探讨也日趋多样、完善，但对“立人”目的、“立人”与“立国”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仍存在争议。
（四）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与价值研究现状
1．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发现除少数学者曾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际遇进行过零星论述，指出鲁迅“立人”思想在20世纪并没有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外，暂未发现学界有对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进行专门研究的先例，仅有研究鲁迅学术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代表成果有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但这类著作多为总体性研究，内容比较庞杂，既未对鲁迅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也未能全面体现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际遇问题。
缺少对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问题的有效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立人”思想的短板。因此，加强对相关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梳理出“立人”思想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历史际遇，是当前研究“立人”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
2．鲁迅“立人”思想价值研究现状
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价值研究，大多数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有的学者从“立人”思想对鲁迅自身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用的角度出发，指出“立人”思想的诞生不仅标志着鲁迅先生完成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还预示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迎来走向精神自觉的新时期[18]；有的学者则从反封建与思想解放的角度出发，指出“立人”思想强调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不仅在帮助国民解除封建礼教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意义[19]；还有学者从“立人”思想对近代中国现代化作用的角度出发，给予“立人”思想以高度肯定，指出鲁迅“立人”思想从不偏不倚的“中间物”立场出发，不仅强调人的核心地位与价值，也为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实验的道路[20]。
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鲁迅提出的以“人”为出发点与核心的“立人”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有的学者从当前中国面临的冷漠、欺瞒等人文精神现状角度出发，指出鲁迅“立人”思想具有促进个体追求诚信，承担民族责任，健全国民性的现代价值[21]；有的学者从为加强我国文化与教育建设事业角度出发，指出鲁迅“立人”思想是我国当前提倡的“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思想基础，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有着重要启示，将鲁迅“立人”思想纳入日常教学活动中，有助于深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的辨别力[22]；有的学者则从提高知识分子及党员干部责任感与使命感角度出发，指出“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还在于，它要求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在参与现实政治活动过程中要保持人格独立，坚守底线，始终牢记为实现人的自由而战的目标与使命，即“立人”思想还对现代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提出了严峻考验和要求[23]。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打开了多样化研究鲁迅“立人”思想价值的大门，不仅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价值进行深入考察与科学评价，也将鲁迅“立人”思想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初步探讨。但二者结合度还不够紧密，相关理论成果与实践也比较匮乏。因此，加强对鲁迅“立人”思想当代价值的挖掘，提高“立人”思想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结合度，提高“立人”思想的实践性，仍是当代研究鲁迅“立人”思想的学者们所要钻研的重要课题。
三、结语
通过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主要呈如下特点：一为研究成果丰硕，但研究视角缺乏多样性。虽然学界对“立人”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出现多册相关图书和诸多相关论文，在纪念鲁迅先生的相关学术会议上也是被热议的重要话题，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从文学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关注较少。二为研究内容全面，但研究缺乏系统性与时代性。当前，学者们已对“立人”思想的来源、构成、形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与价值等，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充实了“立人”思想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与时代性仍存在明显不足，不仅未能全面准确地体现出“立人”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也未能充分体现出“立人”思想的时代价值，而且关于“立人”思想的构成、分期、目标等内容也仍存在较大争议。
因此，学界应进一步深化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视角，完整梳理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及相关重要思想在鲁迅“立人”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探究鲁迅“立人”思想的科学组成部分与发展阶段，整理鲁迅“立人”思想诞生之后的历史际遇问题，总结鲁迅“立人”思想在各个主要时期的传播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归纳鲁迅先生关于“人”、“立人”内涵、“立人”目标、“立人”路径的分析。这些研究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深化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明晰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鲁迅“立人”思想自身的发展；更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大众思想的再发展，增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强化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先生是积极倡导新文化，反对封建礼教，敢为天下先的探路者。纵观鲁迅先生的一生，“立人”思想贯穿始终，“立人”工程是其一生奋斗的事业。可以说“立人”思想是鲁迅先生思想的核心，所有主张的起点。因此，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全面总结，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鲁迅“立人”思想的主要内容，深化鲁迅思想的研究领域，更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的发展。
一、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暂未发现有国外学者对鲁迅“立人”思想进行专门性研究。但国外对鲁迅的生平、作用、思想、作品及其创作方法研究成果则较为丰硕，尤以日本对鲁迅的研究为代表。
日本的鲁迅研究。早在20世纪初，即鲁迅尚在日本留学时期，日本学界已有对鲁迅先生翻译国外作品的简单介绍；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结束前，日本的鲁迅研究得到较快的发展，日本学者们不仅对鲁迅先生的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如增田涉的《鲁迅传》与竹内好的《鲁迅》，还翻译了大量鲁迅先生的作品并对其进行评价，如鹿地亘《鲁迅评传》；二战结束后，日本则出现伊藤虎丸、丸山昇、山田敬三、北冈正子与藤井省三等诸多著名研究鲁迅的学者，他们将鲁迅思想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结合起来，提出了“个”的自觉是鲁迅思想的原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接触的日本当时流行的思想和文艺思潮，对鲁迅一生的思考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所批判的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在日本社会中也广泛存在，鲁迅所呼唤的独立自由精神也正是日本所需要的等诸多观点[1]。如今，因中日关系微妙复杂，以及日本战后所形成的学术体制有些机械和教条，所以日本对鲁迅的研究相对有所减弱。
其他国家的鲁迅研究。除日本对鲁迅先生及其思想进行过多方面研究外，韩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学者也对鲁迅先生及其思想进行过多样研究。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30年代至50年代中艰难发展，60年代后全面展开，并涌现出诸多学位论文和相对精确的译介作品。近年来韩国的鲁迅研究方兴未艾，逐步前行，主要代表有朴宰雨、金河林等。苏联的鲁迅研究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繁盛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60年代之后相对式微。期间研究鲁迅先生的学者有帕·阿·瓦西里耶夫、谢曼诺夫、波兹德涅耶娃等，其中谢曼诺夫的《鲁迅和他的前驱者》与波兹德涅耶娃的《鲁迅传》《鲁迅的生平与创作》在国际鲁迅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对鲁迅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2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则相对比较沉寂，随着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研究势头又逐渐恢复。期间涌现出李欧梵、帕特利克·哈南、米歇尔·露阿、朱利安等诸多研究鲁迅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学界有关鲁迅研究的成果，也打开了多样化研究鲁迅及其思想的大门。
由此可知，已有许多国家对鲁迅及其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除日本对鲁迅的研究略微系统化之外，其他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则相对比较分散，既未形成专门的鲁迅研究界，也未对鲁迅“立人”思想进行系统完整论述。
二、国内研究现状
查阅资料发现，我国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于世纪交替时期出现第一个研究高峰，涌现出大量专门研究“立人”思想的学者。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愈加细化、系统化，研究角度也愈加多元化。截至目前，在中国知网以鲁迅“立人”思想为主题检索显示，有效期刊论文共有134篇，硕博论文共有67篇。
（一）鲁迅“立人”思想内涵及来源研究现状
1．“立人”内涵研究现状
关于“立人”的内涵。大多数学者均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角度出发，对“立人”内涵进行界定。如李金涛认为，“立人”就是在肯定个人与群体内在统一性的前提下，以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为突破口，最终使中国大众摒弃劣根性，转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人[2]。邱兴宇认为，“立人”就是结束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压迫，使每个人都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实体[3]。所以，学界对“立人”内涵的界定已基本形成一致观点，即“立人”就是使人摆脱旧思想的枷锁，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
2．“立人”来源研究现状
在长期的研究中，学者们为了厘清“立人”思想多种来源及对鲁迅先生的影响，已从不同的角度对“立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多样化阐释。有学者从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对“立人”思想来源进行探究，也有学者从鲁迅先生自身的生活道路出发对“立人”思想的来源进行探索。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发现学界普遍认为鲁迅“立人”思想共有以下三大来源：
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思想界先驱的影响。以郭晴云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在对鲁迅生活经历和生活轨迹进行详实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立人”思想来源于鲁迅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仔细观察与认真反思。他们指出，鲁迅在对近代中国进行观察和审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虚伪本质，指出它是“奴性的文化”，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缓慢，造成大众虚伪、冷漠、麻木等民族心理特点的重要原因[4]。因此，鲁迅积极提倡“立人”，号召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洗涤。以叶继奋与张金凤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从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出发，分析了“立人”思想的具体来源。他们认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最初起点，而严复的“三民说”、章太炎的民族与社会政治思想、邹容的“革命先去奴隶之根性”的思想，也对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5]。
二是受西方文化及西方思想界先驱的影响。以李新宇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从西方文化对鲁迅先生的影响角度出发，指出西方文化尤其是兴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观念，以及兴起于19世纪后期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6]。以张同俭与张文忠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西方思想界先驱对鲁迅先生的影响角度出发，指出尼采的超人哲学、易卜生的“独战多数”思想、拜伦的个人主义观、施蒂纳与叔本华等人的个性主义思想，在“立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对鲁迅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鲁迅“立人”思想的直接来源，而马克思的人学观则是推动鲁迅“立人”思想发生转变，由空想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7]。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立人”思想还来源于鲁迅先生对西方社会面临问题的反思。他们认为，鲁迅在对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进行考察之后，一方面对西方社会创造的财富与文明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西方社会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8]。这就意味着，鲁迅发现了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弊端，指出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使中国真正摆脱“奴隶时代”[8]。因此鲁迅先生另辟蹊径，从实现人的解放和健全人的人格角度出发，提出“立人”的思想主张。
三是受日本文化与日本思想界先驱的影响。以方长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鲁迅先生有着在日本长期留学的经历，而且标志着“立人”思想正式形成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也正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创作的。因此，日本当时盛行的社会文化及思想，也对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通过分析指出，流行于日本社会的强调精神永恒性的精神绝对主义观念以及日本化的尼采思想、拜伦思想和内村鉴三的思想等，都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9]。
由此可知，学界对“立人”的内涵已基本形成一致观点，并从不同维度出发揭示其多重来源。但对“立人”思想来源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性，还未能准确地凝练出各种思想在“立人”思想形成、发展、调整中的具体作用，也无法全面展现“立人”思想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中与各种思想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二）鲁迅“立人”思想构成及形成发展阶段研究现状
关于鲁迅“立人”思想构成。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构成共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立人”思想仅指形成于鲁迅日本留学时期的，成熟于五四运动时期的相关“立人”主张与改造国民性思想[10]。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立人”主张熔铸于鲁迅先生一生的活动中，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立人”思想还应包括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法改造国民性及社会的思想[11]。因此，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的研究，学界也出现了两种相应观点。
认为鲁迅“立人”思想仅指“五四”之前的关于批判国民性，追求个性解放和独立思想的学者，主张“三段论”。他们认为，“立人”思想共经历了萌芽期（南京求学时期）、形成期（日本留学时期）、成熟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与五四运动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孙亚敏与李齐建等人指出，鲁迅的“立人”思想萌芽于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他们认为，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的经历使他深受启发，进一步认清近代中国保守与落后的事实，开始思考中国命运问题[12]。因此，“立人”思想开始萌芽。以郭国祥与赵焕亭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指出，南京求学经历并没有使鲁迅真正找到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可行途径，故鲁迅决定赴日留学，去“异邦”找寻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而“立人”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正式形成的。郭国祥指出，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提出的“三个关联”问题，表明他已经开始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深入思考；在创作《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等作品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自我确定性”的问题意识；而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先生已经明确提出“立人”的思想主张，并正式阐述“立人”的概念，“立人”思想正式形成[13]。赵焕亭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尤其是五四运动中，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开始把人作为一切思考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核心，确立了以“立人”为目标的价值观念，而在此时期其创作的《狂人日记》则标志着鲁迅完成了“立人”思想的文学表达[14]。至此，“立人”思想走向成熟。
认为鲁迅的“立人”思想还应包括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法改造国民性及社会思想的学者，则主张“两段论”。他们认为，“立人”思想共经历了“空想”期与“科学”期两个发展阶段。高文波指出，“五四”之前鲁迅的“立人”主张还具有空想、“茫漠”的性质，“五四”高潮退去之后，尤其是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鲁迅逐渐接受了阶级论的思想，开始运用阶级观点分析国民性，并将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号召大众和知识分子相辅相成，此时其“立人”思想才由“空想”转为“科学”，从而走向成熟[8]。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导致上述两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对鲁迅“立人”思想与鲁迅的阶级论思想关系的界定不同。是否将鲁迅在“五四”之后提出的阶级论思想归为“立人”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导致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因此，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构成与发展阶段的研究，仍存在较大争议。厘清“立人”思想的构成部分与发展阶段，仍是新时代研究鲁迅“立人”思想的学者们所要努力的方向。
（三）鲁迅“立人”思想主要内容研究现状
1．“立人”目的研究现状
关于“立人”目的，学界主要形成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鲁迅先生提倡“立人”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大众实现觉醒，使中国走向独立。如李金涛认为，“立人”的目的是使中国人觉醒起来，认识到“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由此达到“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2]。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立人”的目的旨在“人立”，使人真正成为人，而不直接指向经济和政治目标。如王雨海认为，鲁迅否定黑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并不直接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在于对人们进行思想启蒙，让人们认清自己的境遇，并行动起来去改变这种不利处境，以实现人的自主与自由[15]。
2．“立人”路径研究现状
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在“立人”的途径方面，鲁迅先生主要从批判和启蒙两大维度展开，并围绕这两大维度提出以下具体主张：
一为“内部工程”与“外部工程”同时进行。以李新宇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鲁迅的“立人”工程主要包括相互结合的两大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内部工程”，即把人们的思想从落后的封建价值观中解放出来；第二个层面为“外部工程”，即把人们的行动从各种扼杀人自由性的封建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16]。为此，鲁迅以启迪民众、解剖国民性为出发点，在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大众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弱点进行了彻底揭露，对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制度进行了彻底洗涤。
二为“改革”与“拿来”相结合。以沈启帆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鲁迅先生为了实现“立人”目标，去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封建制度对人们的束缚，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与独立，提出了两大措施，一为“改革”，即对国内积极进行改革，进行文学革命，批判封建制度、封建伦理思想，启蒙大众；二为“拿来”，即开动脑筋，放出眼光，积极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思想，并对照自身实际情况，有所取舍[17]。
三为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齐发力。以张同俭与张文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虽然鲁迅先生早期极力批判广泛存在于中国大众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向往“精神界之战士”，主张知识分子与大众尖锐对立，但他在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尤其是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与知识分子内部发生分化之后，看到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认识到只有把文艺启蒙与群众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启发群众革命意识的重要性，转而号召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辅相成，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要同为革命发力[7]。
综上所述，学界对“立人”思想的研究已经涉及具体内容层面，对“立人”内涵的界定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对“立人”途径的探讨也日趋多样、完善，但对“立人”目的、“立人”与“立国”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仍存在争议。
（四）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与价值研究现状
1．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发现除少数学者曾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际遇进行过零星论述，指出鲁迅“立人”思想在20世纪并没有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外，暂未发现学界有对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进行专门研究的先例，仅有研究鲁迅学术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代表成果有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但这类著作多为总体性研究，内容比较庞杂，既未对鲁迅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也未能全面体现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际遇问题。
缺少对鲁迅“立人”思想历史际遇问题的有效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立人”思想的短板。因此，加强对相关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梳理出“立人”思想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历史际遇，是当前研究“立人”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
2．鲁迅“立人”思想价值研究现状
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价值研究，大多数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有的学者从“立人”思想对鲁迅自身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用的角度出发，指出“立人”思想的诞生不仅标志着鲁迅先生完成由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还预示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迎来走向精神自觉的新时期[18]；有的学者则从反封建与思想解放的角度出发，指出“立人”思想强调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不仅在帮助国民解除封建礼教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意义[19]；还有学者从“立人”思想对近代中国现代化作用的角度出发，给予“立人”思想以高度肯定，指出鲁迅“立人”思想从不偏不倚的“中间物”立场出发，不仅强调人的核心地位与价值，也为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实验的道路[20]。
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鲁迅提出的以“人”为出发点与核心的“立人”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有的学者从当前中国面临的冷漠、欺瞒等人文精神现状角度出发，指出鲁迅“立人”思想具有促进个体追求诚信，承担民族责任，健全国民性的现代价值[21]；有的学者从为加强我国文化与教育建设事业角度出发，指出鲁迅“立人”思想是我国当前提倡的“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思想基础，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有着重要启示，将鲁迅“立人”思想纳入日常教学活动中，有助于深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的辨别力[22]；有的学者则从提高知识分子及党员干部责任感与使命感角度出发，指出“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还在于，它要求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在参与现实政治活动过程中要保持人格独立，坚守底线，始终牢记为实现人的自由而战的目标与使命，即“立人”思想还对现代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提出了严峻考验和要求[23]。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打开了多样化研究鲁迅“立人”思想价值的大门，不仅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历史价值进行深入考察与科学评价，也将鲁迅“立人”思想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初步探讨。但二者结合度还不够紧密，相关理论成果与实践也比较匮乏。因此，加强对鲁迅“立人”思想当代价值的挖掘，提高“立人”思想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结合度，提高“立人”思想的实践性，仍是当代研究鲁迅“立人”思想的学者们所要钻研的重要课题。
三、结语
通过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主要呈如下特点：一为研究成果丰硕，但研究视角缺乏多样性。虽然学界对“立人”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出现多册相关图书和诸多相关论文，在纪念鲁迅先生的相关学术会议上也是被热议的重要话题，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从文学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关注较少。二为研究内容全面，但研究缺乏系统性与时代性。当前，学者们已对“立人”思想的来源、构成、形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与价值等，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充实了“立人”思想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与时代性仍存在明显不足，不仅未能全面准确地体现出“立人”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也未能充分体现出“立人”思想的时代价值，而且关于“立人”思想的构成、分期、目标等内容也仍存在较大争议。
因此，学界应进一步深化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视角，完整梳理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及相关重要思想在鲁迅“立人”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探究鲁迅“立人”思想的科学组成部分与发展阶段，整理鲁迅“立人”思想诞生之后的历史际遇问题，总结鲁迅“立人”思想在各个主要时期的传播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归纳鲁迅先生关于“人”、“立人”内涵、“立人”目标、“立人”路径的分析。这些研究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深化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明晰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鲁迅“立人”思想自身的发展；更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大众思想的再发展，增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强化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fzxdh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22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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