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新时期文学,作为重写文学史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话题,“现代化”表述参与了文学重评成果的文学史化,支撑了新的现代文学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借助“现代化”问题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历史建构的相关细节,洞察它参与现代文学新知识话语崛起的全部过程。 一、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与新时期“现代化”语境的开启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期的历史序幕,对文革以及十七年以来文学遗产的清理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规划自身的重要背景。在反思历史、清算文革的政治前提下,如何在激进的文革叙述模式被彻底否定后,“在社会民众中建立更为有效因而更能产生凝聚力的‘新时期’叙述”,(1)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这在当时是一个兼具文学和政治双重意义的时代命题。因而此时开始的文学重评配合政治上拨乱反正颠覆“文革”叙述,在试探、触碰“中心—边缘”“主流—逆流”的左翼经典秩序的同时,试图酝酿一种新的话语机制和表达方式,经典重评就是以这种方式参与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建构和完整规划。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重评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范畴的话语交织,不断试探新时期文学潜隐或暧昧的成规和禁忌,在给现代文学平反的过程中为现代文学史重写做谨慎铺垫,以形成一个微妙的话语场域。而国家政治的权威表述自然会作为文学重评的标尺,彰显着新的历史时期重评的话语空间及其边界,引领着新时期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进程。 因为新时期以来对整个国家发展的格局做出了调整,现代化随之成为历史阶段划分的话语标志,转型之初主流政治就对整个国家现代化战略做出完整清晰的规划,在国家战略的框架内,对新时期文学的功能也有相应的定位,这一定位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有明确的呈现。作为文学界鲜花重放、劫后重生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同志代表党和国家向新时期文艺界表达祝贺的《祝词》否定了文革时期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了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指出了在新时期的现代化格局中文艺工作的意义: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除此以外,《祝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描述也一改建国以来的话语风格,弱化了其中的行政色彩:“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整篇《祝词》重点强调 “拨乱反正”,在给予“新时期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合法身份时也规定了条件:现代化是新时期文学建构自身的重要支撑和必要条件之一。并且进一步规划了文学的意义内涵和评价成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将上述文字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中简称《讲话》)一起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两个文本之间隐秘的呼应:“四个现代化”和“政治标准”先后被作为文学评价的标准,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关注与解放区文学把“工人、农民、战士”作为表现的主要对象的相关陈述,显示出不同语境下对文学表现主要对象的不同规划,“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也是时隔三十年主流文化对文学功能的设定,尽管具体人选和措辞存在差异,但两份文件显示出国家框架内的文学定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讲话》在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诉求下要求文学艺术为实现全民动员服务,因此延安革命文艺一直被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呈现出“文学政治化”“政治文学化”的特殊形态。《祝词》则显示了新时期政治在反思建国三十年的文艺历史、努力改善党和文艺界关系之余,延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对国家主体的关注和强调,在“现代政治对人类象征行为、艺术活动的功利主义的重视”(2)唐小兵:《我们如何想象历史》,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中,致力于重心在于“国家”而非“文学”的“国家文学”的打造。此表述显示出主流政治对于文学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战略中功能和意义的规划,以及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向度内,将所有人凝聚在时代主轴上的迫切性和诚意。 新时期国家文学的规划有着明确的指向:评估文革文学和酝酿新的新时期叙述,在反思文革乃至十七年文学的过程中建构新的当代文学,文革文学作为他者一直备受关注。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报告,报告总结了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对于“十七年”与“文革”文学和政治的一体化现象,周扬认为:“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3)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这种对于《讲话》的谨慎修正显示出新时期文学在建构的过程中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排斥和拒绝,这一态度显然是周扬在新时期现代化语境中对于《讲话》的崭新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对打造“新时期叙述”的历史策略的呼应。“在这种策略中,‘新时期’被认为是反思、纠正‘极左路线’而将这个国家推进到‘改革开放’阶段的一种必然性结果,因此,它的历史功绩‘不但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十七年’。在这条具有强烈进化论色彩的历史线索中,‘新时期叙述’被赋予了超越‘四人帮’和十七年的特殊使命,而‘四人帮’叙述的被否定,十七年叙述的被收缩,则是‘新时期叙述’得以获得‘正确性’的一个必不可少前提。”(4)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 因此，周扬的报告和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一样,在清理历史的同时也设计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功能导向、价值目标,建构了“政治性”和“现代化”并行的文艺标准,又配合拨乱反正完成了文艺界通过一次会议来“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始一个新时代”的目标,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内完成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切割和重新整合。 二、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实践 刘禾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5)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语际书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92页。,因此当代文学合法性的构建即革命范式现代文学史体系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学”合法化的过程。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由此成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底线和准则,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的营造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知识生产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建构经典秩序并完成现代文学历史叙述的根本任务之一。 韦勒克和沃伦说:“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的。”(6)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 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09页。上世纪五十年代王瑶在《新民主主义论》规定的政治边限内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呈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的全部文学轨迹,但是“当他讨论到胡适、徐志摩及同类作家”以图取得某种历史整体性时,却遭受到严厉批判。(7)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1978年后拨乱反正带来了左翼文学史观与现代化文学史观的更迭,文学史线索做出调整,涌现出文学重评的一批阶段性成果,六十年代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学科恢复建设的背景下重新开始写作。唐弢先后集中当时学科内部最为权威的学者参与编写,1979年6月该书第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文革后最早正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下文称为“三卷本”文学史),该书的后两卷分别在1979年11月和1980年12月出版,被黄修己描述为“突破的成功”(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2页。。 在三卷本的前言中,编者详细描述了写作经过: 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至1979年上册第一分册付印,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 第一阶段:自1961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织编委会,到1964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60万字,历时三年。 第二阶段,自1978年九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9)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页。 前言呈现出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历史事实:三卷本的现代文学史编写自1961年开始到1979年第一分册出版,历时19年,中间数次停顿,实际的工作时间,大约只有六年,横贯了文革和新时期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因此无论是时间还是编写者的身份,都表明这部教材是总结性著作,也是一部呈现出时代板块置换、意识形态话语交迭的过渡语境特征的标志性文学史。唐弢回忆了三卷本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所贯彻的编纂原则: 一,采用第一手资料反对人云亦云。二是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五,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10)唐弢:《求实集序》,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这样的原则显示文学史编写者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评价标准,透露出唐弢本现代文学史持重、稳妥的风格,无疑是在新时期主流文化对左翼文学的重评背景下,对左倾思潮下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反拨。 按照唐弢的回忆,三卷本文学史由严家炎全面“负责统一修改”,文学史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新文学复杂的阶级成分,努力呈现它丰富性的一面——“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多种多样的”。(11)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7页。但编者又指出复杂的文学构成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就中,占有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12)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8页。这些陈述显示出该版本文学史既强调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又承认它的复杂性、非单一性,纠正了曾经出现过的把新文学视为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史的片面观点,实现了文学史书写范围的拓宽。 在面对新文学各种复杂的成分时,三卷本文学史用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两条路线来组织三十年中种种文学现象,重点突出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肯定了革命文学各个历史阶段中所起的配合革命运动的作用,坚信它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13)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10页。。 因此在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与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形势相关的文艺斗争占了很大的书写篇幅,并且相信“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14)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13页。 三卷本文学史全书为20章,整理其重点研究对象的书写篇幅和章节安排(见表1)。不难看出，三卷本文学史对于能够与新民主主义框架下无产阶级叙事吻合的文学现象的关注力度,在突出重点作家的同时,其他文学流派也被整合到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述脉络之中。 表1三卷本文学史章节与篇幅安排表内容章 节篇幅(页) 五四文学革命第一章80 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第六章42 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第十二章40 40年代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第十五章42 国统区文艺思想及斗争第十九章43 鲁迅第二章、第七章72 郭沫若第三章26 茅盾第八章32 巴金、老舍、曹禺第九章21 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第十六、十七、十八章173 在第六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第二节和第三节用来讲述不同文艺路线的斗争轨迹。在第二节《对“新月派”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编者首先将新月派置于国内复杂的阶级关系之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革命阵营”。这样的文学背景描述无疑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将文艺领域按照阶级关系分为敌我两条战线,新月派作为无产阶级的敌对一方得到颇有意味的陈述:“首先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攻的是‘新月派’。”梳理“新月派”的渊源时,三卷本文学史叙述的口气更加严苛:“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以《现代评论周刊》为主要阵地,反对革命人民,已经暴露了作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意识代表’的反动面目……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后,他们立刻改以《新月》为主要阵地,巴结上这个新的主子。”(15)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2页。这种文学流派描述中明显渗透了意识形态判断,流露出“政治的文学叙述”痕迹。 在三卷本文学史中,有很多文学流派和作家,如自由人、第三种人，都如新月派一样,因为立场、倾向、阶级属性的缘故,都只能作为革命文学确立自我的“他者”,在凸显斗争形势时得到了有限度地呈现。即使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社团进行罗列的时候,其叙述重点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和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沉钟社,而新月社却遭遇了带有倾向性的评判:新月社成员“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16)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59页。三卷本文学史在评价郁达夫小说的意义时,一方面在反封建的层面肯定了《沉沦》“通过大胆率真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同时指出小说的消极影响:“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后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在一层抑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将这一评价与郁达夫的生平结合——郁达夫接受了世纪末文艺思潮和怀才不遇式的哀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没落地主家庭出身”。这不难看出西方思潮的影响和非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郁达夫的文学史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作家的阶级出身也影响了相关评价。 南帆认为“文学史的知识汇集背后‘存在’一个文学话语的控制系统”(17)南帆:《文学史与经典》,《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表述方式和经典排列秩序显示这个话语控制系统的存在,沿袭了建国以来革命文学史观下以左翼文学为线索的文学历史讲述方式,流露出思想解放背景下过渡语境作用的痕迹,被研究者称为“虽展新姿仍存旧痕”(1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第200页。。 这也为其他模式的文学史书写预留了空间。 三、现代化视角下的重写文学史 “重写”和“重评”“再解读”一样,是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下将以往做出的既定评价作为新评价的基石,在文学建构中生成的文学观念、文学经典秩序、作家身份指认都成为“重写”的观照对象和解构目标。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语境为重写文学史拓宽了研究视野和思路。严家炎曾作为重要参与者参加了三卷本文学史编写,在其出版于八十年代末期但主要还是文学重评过程中的学术思考《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由于“1982年和1983年，我(严家炎)……开设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课程，校外听课的人很多，近10 台录音机同时启动。不少人还在做较详细的笔记，使我的讲课内容一下子就传到校外一些地方，有些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还把我的一部分观点也辗转传抄。”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6页。中,他贯彻了唐弢提到的“观点突破”的文学史写作方式。作为一部有所突破的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谈到以小说流派的角度进入历史的原因时,参考植物学研究方法,从植物群落开始可以寻找“各类植物发展、变迁的规律”,因此“研究小说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不仅能指出同一时期内横的变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20)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3页。《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实际上是以流派为视角切入的文学史写作,虽然研究对象较常规意义上的文学史更加具体,但作为专史同样是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收获,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现代化视角引入文学史研究之后的阶段性成果。 不同于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左翼文学为主线,把现实主义流派之外其他团体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对立面”加以批判的做法,严家炎经过梳理和论证认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流派——“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的自我小说”“革命小说”“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京派小说”等十个流派。在流派的分类梳理中,论者将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最能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小说,分别用“乡土小说”和“自我表现”小说加以命名,与坚持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左联小说、解放区小说、“京派”小说等置于并列的位置,突破了以往文学史书写在篇幅上主与次的区分,并且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在探讨小说流派的成因时,作者通过文学史事实颠覆了过去文学史写作中单一的“政治决定论”,辩证地指出流派的多元成因: 如“东北作家群”的出现,就与九·一八后东北沦陷这一特定情况有关;京派的出现,也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无关系。 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派,接受了苏联拉普与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重大影响;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主要受了日本新感觉派与西方意识流文学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21)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1页。 在这种成因解读中,严家炎将“东北作家群”与左翼文学历史讲述中备受质疑的“京派”小说并列说明时代政治的影响,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代表作家蒋光慈与上海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并提说明外来文艺思潮对于本土文学流派的酝酿的重大意义,国际文学语境中的苏联“拉普”和日本左翼文学与西方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思潮一并提起,在此之前,现代主义在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直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的文艺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树立自我形象时提供的“靶子”。这些细节暗示出严家炎在进行小说流派的梳理归纳时,修正了自己在参与三卷本现代文学史编纂时的立场,调整了以往文学评价以政治合法性为最高标准的做法,认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创作手法与文艺思潮在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2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这是现代主义思潮首次与另外两种创作手法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十个小说流派中熟练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就有“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主义派”,严家炎从流派的角度将现代主义的文学史地位大大提高,并且引入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各流派小说的现代化程度及其现代化标志,稳妥而有力地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增加了学术容量。 在《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特色》中,严家炎表示:“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要看他是否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过的某些新的东西。”(23)严家炎:《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特色》,见《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这种放弃单纯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选择以进步、发展等差异比较来衡量文学成就的做法,无疑是融入了“现代性”理念的。此评价标准同样被他带入小说流派的研究中,甚至借用郁达夫在1926年发表的《小说论》的观点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提前到五四,比新中国成立开启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早了三十年。(24)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6页。 有学者在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时,认为此概念浸润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思维”,是“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解的”，这种思维有着时代政治影响的明显痕迹: 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社会意识上说,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共官方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而黄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25)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47页。 从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现状考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之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重评就已经引入了现代化视角,在世界文学整体框架下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充分肯定其艺术水准、文学技巧和现代化程度,(2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页。这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是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转型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一同开启的。在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陈平原认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研究“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27)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0页。“现代化”思维的引入无疑为现代文学研究找到一种新的概念、新的模式。实际上,在整个国家由革命意识形态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转型中,左翼史观下的现代文学史经典序列在新时期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旋律的语境下无力继续为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答案”,文学重评就是在“前经典”合理性丧失的情况下,实行“经典”再造。 “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28)董乃斌:《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严家炎作为掌握着讲述经典话语权力的专业知识分子,他引入现代化视角就完全可以看作是新时期语境中依靠现代化理论资源来进行经典的筛选,从而建构出新的知识体系。正是在此语境下，戴锦华认为： 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以补白和钩沉的方式,将此前的文学史(也就是现代中国史)的完整权威图景,显现为存在着差异或遍布着裂隙与“天窗”的权力话语,其主旨在于某种抗衡或颠覆性的文化意图。(29)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相互叠加。文学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探索长期互动共生,现代化视角为之奠定了世界性视野,在现代性的整体框架里重新定位和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摆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化、政治化的文学史模式,释放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潜能,在文学内外的“现代化”力量的合力下实现了现代文学书写的变化和文学经典的重构。 文学史重写是学科知识生产和积累的重要方式,这既显示出文学史写作隐含了非凡的吸引力,也暗示了文学史的不稳定性以及重写的不断发生。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与文学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审美标准以及新时期社会语境都关系密切,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现代化问题因此成为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起点,不仅关涉到如何考察现代文学历史,也关涉到以何种方式想象文学,规划当下并打开未来。重写文学史整合了文学内部和社会文化语境双重特征,作为一个话语杂糅、充满张力的复杂场域,沟通了十七年与新时期、文学与文学史、中国与世界,开启了文学史想象的崭新空间,实现了新时期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在彰显现代文学学科的特殊境遇和历史机遇的同时,也暗示了学科本身的丰富与鲜活。 考察新时期文学,作为重写文学史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话题,“现代化”表述参与了文学重评成果的文学史化,支撑了新的现代文学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借助“现代化”问题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历史建构的相关细节,洞察它参与现代文学新知识话语崛起的全部过程。一、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与新时期“现代化”语境的开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期的历史序幕,对文革以及十七年以来文学遗产的清理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规划自身的重要背景。在反思历史、清算文革的政治前提下,如何在激进的文革叙述模式被彻底否定后,“在社会民众中建立更为有效因而更能产生凝聚力的‘新时期’叙述”,(1)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这在当时是一个兼具文学和政治双重意义的时代命题。因而此时开始的文学重评配合政治上拨乱反正颠覆“文革”叙述,在试探、触碰“中心—边缘”“主流—逆流”的左翼经典秩序的同时,试图酝酿一种新的话语机制和表达方式,经典重评就是以这种方式参与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建构和完整规划。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重评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范畴的话语交织,不断试探新时期文学潜隐或暧昧的成规和禁忌,在给现代文学平反的过程中为现代文学史重写做谨慎铺垫,以形成一个微妙的话语场域。而国家政治的权威表述自然会作为文学重评的标尺,彰显着新的历史时期重评的话语空间及其边界,引领着新时期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进程。因为新时期以来对整个国家发展的格局做出了调整,现代化随之成为历史阶段划分的话语标志,转型之初主流政治就对整个国家现代化战略做出完整清晰的规划,在国家战略的框架内,对新时期文学的功能也有相应的定位,这一定位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有明确的呈现。作为文学界鲜花重放、劫后重生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同志代表党和国家向新时期文艺界表达祝贺的《祝词》否定了文革时期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了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指出了在新时期的现代化格局中文艺工作的意义: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除此以外,《祝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描述也一改建国以来的话语风格,弱化了其中的行政色彩:“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整篇《祝词》重点强调 “拨乱反正”,在给予“新时期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合法身份时也规定了条件:现代化是新时期文学建构自身的重要支撑和必要条件之一。并且进一步规划了文学的意义内涵和评价成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将上述文字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中简称《讲话》)一起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两个文本之间隐秘的呼应:“四个现代化”和“政治标准”先后被作为文学评价的标准,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关注与解放区文学把“工人、农民、战士”作为表现的主要对象的相关陈述,显示出不同语境下对文学表现主要对象的不同规划,“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也是时隔三十年主流文化对文学功能的设定,尽管具体人选和措辞存在差异,但两份文件显示出国家框架内的文学定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讲话》在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诉求下要求文学艺术为实现全民动员服务,因此延安革命文艺一直被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呈现出“文学政治化”“政治文学化”的特殊形态。《祝词》则显示了新时期政治在反思建国三十年的文艺历史、努力改善党和文艺界关系之余,延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对国家主体的关注和强调,在“现代政治对人类象征行为、艺术活动的功利主义的重视”(2)唐小兵:《我们如何想象历史》,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中,致力于重心在于“国家”而非“文学”的“国家文学”的打造。此表述显示出主流政治对于文学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战略中功能和意义的规划,以及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向度内,将所有人凝聚在时代主轴上的迫切性和诚意。新时期国家文学的规划有着明确的指向:评估文革文学和酝酿新的新时期叙述,在反思文革乃至十七年文学的过程中建构新的当代文学,文革文学作为他者一直备受关注。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报告,报告总结了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对于“十七年”与“文革”文学和政治的一体化现象,周扬认为:“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3)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这种对于《讲话》的谨慎修正显示出新时期文学在建构的过程中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排斥和拒绝,这一态度显然是周扬在新时期现代化语境中对于《讲话》的崭新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对打造“新时期叙述”的历史策略的呼应。“在这种策略中,‘新时期’被认为是反思、纠正‘极左路线’而将这个国家推进到‘改革开放’阶段的一种必然性结果,因此,它的历史功绩‘不但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十七年’。在这条具有强烈进化论色彩的历史线索中,‘新时期叙述’被赋予了超越‘四人帮’和十七年的特殊使命,而‘四人帮’叙述的被否定,十七年叙述的被收缩,则是‘新时期叙述’得以获得‘正确性’的一个必不可少前提。”(4)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因此，周扬的报告和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一样,在清理历史的同时也设计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功能导向、价值目标,建构了“政治性”和“现代化”并行的文艺标准,又配合拨乱反正完成了文艺界通过一次会议来“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始一个新时代”的目标,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内完成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切割和重新整合。二、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实践刘禾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5)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语际书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92页。,因此当代文学合法性的构建即革命范式现代文学史体系产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文学”合法化的过程。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由此成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底线和准则,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的营造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知识生产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建构经典秩序并完成现代文学历史叙述的根本任务之一。韦勒克和沃伦说:“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的。”(6)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 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09页。上世纪五十年代王瑶在《新民主主义论》规定的政治边限内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呈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的全部文学轨迹,但是“当他讨论到胡适、徐志摩及同类作家”以图取得某种历史整体性时,却遭受到严厉批判。(7)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1978年后拨乱反正带来了左翼文学史观与现代化文学史观的更迭,文学史线索做出调整,涌现出文学重评的一批阶段性成果,六十年代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学科恢复建设的背景下重新开始写作。唐弢先后集中当时学科内部最为权威的学者参与编写,1979年6月该书第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文革后最早正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下文称为“三卷本”文学史),该书的后两卷分别在1979年11月和1980年12月出版,被黄修己描述为“突破的成功”(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2页。。 在三卷本的前言中,编者详细描述了写作经过: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至1979年上册第一分册付印,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第一阶段:自1961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织编委会,到1964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60万字,历时三年。第二阶段,自1978年九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9)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页。前言呈现出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历史事实:三卷本的现代文学史编写自1961年开始到1979年第一分册出版,历时19年,中间数次停顿,实际的工作时间,大约只有六年,横贯了文革和新时期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因此无论是时间还是编写者的身份,都表明这部教材是总结性著作,也是一部呈现出时代板块置换、意识形态话语交迭的过渡语境特征的标志性文学史。唐弢回忆了三卷本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所贯彻的编纂原则:一,采用第一手资料反对人云亦云。二是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五,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10)唐弢:《求实集序》,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这样的原则显示文学史编写者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评价标准,透露出唐弢本现代文学史持重、稳妥的风格,无疑是在新时期主流文化对左翼文学的重评背景下,对左倾思潮下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反拨。按照唐弢的回忆,三卷本文学史由严家炎全面“负责统一修改”,文学史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新文学复杂的阶级成分,努力呈现它丰富性的一面——“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多种多样的”。(11)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7页。但编者又指出复杂的文学构成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就中,占有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12)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8页。这些陈述显示出该版本文学史既强调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又承认它的复杂性、非单一性,纠正了曾经出现过的把新文学视为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史的片面观点,实现了文学史书写范围的拓宽。在面对新文学各种复杂的成分时,三卷本文学史用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两条路线来组织三十年中种种文学现象,重点突出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肯定了革命文学各个历史阶段中所起的配合革命运动的作用,坚信它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13)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10页。。 因此在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与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形势相关的文艺斗争占了很大的书写篇幅,并且相信“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14)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13页。三卷本文学史全书为20章,整理其重点研究对象的书写篇幅和章节安排(见表1)。不难看出，三卷本文学史对于能够与新民主主义框架下无产阶级叙事吻合的文学现象的关注力度,在突出重点作家的同时,其他文学流派也被整合到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述脉络之中。表1三卷本文学史章节与篇幅安排表内容章 节篇幅(页) 五四文学革命第一章80 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第六章42 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第十二章40 40年代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第十五章42 国统区文艺思想及斗争第十九章43 鲁迅第二章、第七章72 郭沫若第三章26 茅盾第八章32 巴金、老舍、曹禺第九章21 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第十六、十七、十八章173在第六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第二节和第三节用来讲述不同文艺路线的斗争轨迹。在第二节《对“新月派”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中,编者首先将新月派置于国内复杂的阶级关系之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革命阵营”。这样的文学背景描述无疑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将文艺领域按照阶级关系分为敌我两条战线,新月派作为无产阶级的敌对一方得到颇有意味的陈述:“首先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攻的是‘新月派’。”梳理“新月派”的渊源时,三卷本文学史叙述的口气更加严苛:“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以《现代评论周刊》为主要阵地,反对革命人民,已经暴露了作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意识代表’的反动面目……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后,他们立刻改以《新月》为主要阵地,巴结上这个新的主子。”(15)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2页。这种文学流派描述中明显渗透了意识形态判断,流露出“政治的文学叙述”痕迹。在三卷本文学史中,有很多文学流派和作家,如自由人、第三种人，都如新月派一样,因为立场、倾向、阶级属性的缘故,都只能作为革命文学确立自我的“他者”,在凸显斗争形势时得到了有限度地呈现。即使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社团进行罗列的时候,其叙述重点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和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沉钟社,而新月社却遭遇了带有倾向性的评判:新月社成员“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16)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59页。三卷本文学史在评价郁达夫小说的意义时,一方面在反封建的层面肯定了《沉沦》“通过大胆率真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同时指出小说的消极影响:“主人公的愤激和反抗,最后往往变成自戕,爱国心又常与个人欲望相联系,再加上作品笼罩在一层抑郁颓丧的气氛,就构成了《沉沦》的严重缺陷。”尤其是将这一评价与郁达夫的生平结合——郁达夫接受了世纪末文艺思潮和怀才不遇式的哀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没落地主家庭出身”。这不难看出西方思潮的影响和非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郁达夫的文学史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作家的阶级出身也影响了相关评价。南帆认为“文学史的知识汇集背后‘存在’一个文学话语的控制系统”(17)南帆:《文学史与经典》,《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表述方式和经典排列秩序显示这个话语控制系统的存在,沿袭了建国以来革命文学史观下以左翼文学为线索的文学历史讲述方式,流露出思想解放背景下过渡语境作用的痕迹,被研究者称为“虽展新姿仍存旧痕”(1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第200页。。 这也为其他模式的文学史书写预留了空间。三、现代化视角下的重写文学史“重写”和“重评”“再解读”一样,是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下将以往做出的既定评价作为新评价的基石,在文学建构中生成的文学观念、文学经典秩序、作家身份指认都成为“重写”的观照对象和解构目标。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语境为重写文学史拓宽了研究视野和思路。严家炎曾作为重要参与者参加了三卷本文学史编写,在其出版于八十年代末期但主要还是文学重评过程中的学术思考《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由于“1982年和1983年，我(严家炎)……开设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课程，校外听课的人很多，近10 台录音机同时启动。不少人还在做较详细的笔记，使我的讲课内容一下子就传到校外一些地方，有些文学史小说史著作还把我的一部分观点也辗转传抄。”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6页。中,他贯彻了唐弢提到的“观点突破”的文学史写作方式。作为一部有所突破的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谈到以小说流派的角度进入历史的原因时,参考植物学研究方法,从植物群落开始可以寻找“各类植物发展、变迁的规律”,因此“研究小说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不仅能指出同一时期内横的变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20)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3页。《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实际上是以流派为视角切入的文学史写作,虽然研究对象较常规意义上的文学史更加具体,但作为专史同样是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收获,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现代化视角引入文学史研究之后的阶段性成果。不同于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左翼文学为主线,把现实主义流派之外其他团体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对立面”加以批判的做法,严家炎经过梳理和论证认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流派——“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的自我小说”“革命小说”“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京派小说”等十个流派。在流派的分类梳理中,论者将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最能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小说,分别用“乡土小说”和“自我表现”小说加以命名,与坚持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左联小说、解放区小说、“京派”小说等置于并列的位置,突破了以往文学史书写在篇幅上主与次的区分,并且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在探讨小说流派的成因时,作者通过文学史事实颠覆了过去文学史写作中单一的“政治决定论”,辩证地指出流派的多元成因:如“东北作家群”的出现,就与九·一八后东北沦陷这一特定情况有关;京派的出现,也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无关系。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派,接受了苏联拉普与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重大影响;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主要受了日本新感觉派与西方意识流文学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21)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1页。在这种成因解读中,严家炎将“东北作家群”与左翼文学历史讲述中备受质疑的“京派”小说并列说明时代政治的影响,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代表作家蒋光慈与上海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并提说明外来文艺思潮对于本土文学流派的酝酿的重大意义,国际文学语境中的苏联“拉普”和日本左翼文学与西方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思潮一并提起,在此之前,现代主义在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直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的文艺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树立自我形象时提供的“靶子”。这些细节暗示出严家炎在进行小说流派的梳理归纳时,修正了自己在参与三卷本现代文学史编纂时的立场,调整了以往文学评价以政治合法性为最高标准的做法,认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创作手法与文艺思潮在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2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这是现代主义思潮首次与另外两种创作手法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十个小说流派中熟练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就有“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主义派”,严家炎从流派的角度将现代主义的文学史地位大大提高,并且引入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各流派小说的现代化程度及其现代化标志,稳妥而有力地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增加了学术容量。在《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特色》中,严家炎表示:“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要看他是否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过的某些新的东西。”(23)严家炎:《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特色》,见《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这种放弃单纯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选择以进步、发展等差异比较来衡量文学成就的做法,无疑是融入了“现代性”理念的。此评价标准同样被他带入小说流派的研究中,甚至借用郁达夫在1926年发表的《小说论》的观点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提前到五四,比新中国成立开启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早了三十年。(24)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6页。有学者在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时,认为此概念浸润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思维”,是“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解的”，这种思维有着时代政治影响的明显痕迹: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社会意识上说,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共官方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而黄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25)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47页。从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现状考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之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重评就已经引入了现代化视角,在世界文学整体框架下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充分肯定其艺术水准、文学技巧和现代化程度,(2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页。这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是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转型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一同开启的。在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陈平原认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研究“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27)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0页。“现代化”思维的引入无疑为现代文学研究找到一种新的概念、新的模式。实际上,在整个国家由革命意识形态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转型中,左翼史观下的现代文学史经典序列在新时期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旋律的语境下无力继续为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答案”,文学重评就是在“前经典”合理性丧失的情况下,实行“经典”再造。“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28)董乃斌:《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严家炎作为掌握着讲述经典话语权力的专业知识分子,他引入现代化视角就完全可以看作是新时期语境中依靠现代化理论资源来进行经典的筛选,从而建构出新的知识体系。正是在此语境下，戴锦华认为：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以补白和钩沉的方式,将此前的文学史(也就是现代中国史)的完整权威图景,显现为存在着差异或遍布着裂隙与“天窗”的权力话语,其主旨在于某种抗衡或颠覆性的文化意图。(29)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相互叠加。文学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探索长期互动共生,现代化视角为之奠定了世界性视野,在现代性的整体框架里重新定位和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摆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化、政治化的文学史模式,释放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潜能,在文学内外的“现代化”力量的合力下实现了现代文学书写的变化和文学经典的重构。文学史重写是学科知识生产和积累的重要方式,这既显示出文学史写作隐含了非凡的吸引力,也暗示了文学史的不稳定性以及重写的不断发生。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与文学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审美标准以及新时期社会语境都关系密切,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现代化问题因此成为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知识生产的重要起点,不仅关涉到如何考察现代文学历史,也关涉到以何种方式想象文学,规划当下并打开未来。重写文学史整合了文学内部和社会文化语境双重特征,作为一个话语杂糅、充满张力的复杂场域,沟通了十七年与新时期、文学与文学史、中国与世界,开启了文学史想象的崭新空间,实现了新时期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在彰显现代文学学科的特殊境遇和历史机遇的同时,也暗示了学科本身的丰富与鲜活。

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fzxdh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22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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