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赫东军出版了长篇小说《谁主沉浮》，这是他从作家情怀出发立志要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也是自1975年蒋子龙在全国“抓生产”潮流号召下创作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后又以《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先河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在新世纪的延续与发展。在承继和变革之中，赫东军在中国工业题材小说这条路上，做出了两大探索：一是塑造了一批充满理想又荒谬、无奈的“推石头的人”；二是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中国国家企业中“人”与“企业”的关系。
一、“推石头的人”——《谁主沉浮》中的人物群像
“推石头的人”最早见于古希腊神话，科林斯的建设者西西弗斯聪明无比，因为洞晓并泄露了宙斯抢虏河神女儿的秘密被处以死刑，又因为绑架了冥界之神而在死后被惩罚永无止境地推一块必然滚落的石头上山。“结果论”者据此视其为做无意义事物的悲剧人物，但是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一书中，却对此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登上峰顶的斗争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所以，西西弗斯不是一个悲情的体验者，而是一个斗士，尽管这“战斗”中充满了荒谬和无稽。
从某种意义上说《谁主沉浮》正是讲述了具有这样性格的一群人的一个故事：天钢集团前领导因为一次车祸多人遇难，范沧海走马上任，至此开始了他重振天钢之路。在经历了自筹五千万生产线，省长到访，自主经营后，天钢扭亏为盈。可是伴随着天钢的发展，膨胀起来的还有人的欲望。欲望产生荒谬，并预示不幸。“天钢王国”终于在市场和政府双面调节下轰然坍塌，移形换主。范沧海的“君王梦”也至此打住，只留下一个个还未引爆的天钢“炸弹”。伴随着天钢从衰到盛，再从盛到衰，各色人等展示了他们性格中最刚硬的一面，也展示了他们对生活的妥协，在“刚硬”与“卑微”之间，每个人似乎都是西西弗斯，纠缠于理想与荒诞之间。我们将作品中的人物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范沧海为代表的改革领头人；一类是以林中雪为代表的具有坚定道德感的理想主义者；第三类则是以马中华为代表的底层工人。他们组成了作品的人物长廊，也表现了丰富的人性。
首先，范沧海这类人物具有明显的“西西弗斯”属性，是作者着力最多、又渗透了深刻人生参悟的人物形象。范沧海前期的奋斗是绝望中的抗争，无论是“争夺实权”还是“锐意改革”，在困难重重的境地，范沧海从未轻言放弃，他坚信“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要靠就只有靠我们自己。”[1]45所以，他带领天钢把握机会，创造机会，实现了天钢由“死”到生，由被忽略到被“捧为神话”的转变。这时的范沧海像是正在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作者似乎刻意要写出范沧海的魄力、勇气甚或执拗和冷酷的一面，似乎只有这样，这一场在现实大地上推石头上山的行为才会充满了悲壮而神圣的意义，才会显示出范沧海作为一个在时代的大潮中逐浪者的自主和霸气。
然而，作者所写又并不仅如此。范沧海是采用圆形人物塑造方式创造出来的主人公，在命运之手的拨弄下，这枚“棋子”开始显出人性在遭遇顺境之后，自我膨胀的一面，显示出某种虚妄的荒谬。“强势”就是其中最为鲜明的色彩。“强势”是一个中性词，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中主人公的强势代表了一种雷厉风行的做事精神，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并且这种强势具有柔软性，是顺乎人物情感发展的，“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2]而范沧海的强势却带有很强的“专断性”，“专断”在某种意义上指示了个体对其自我价值和意义在社会关系中定位的失衡。失衡又引发了进一步的专断，其结局必然会让“推石头之行”更张目的，初心不再，面目全非。西西弗斯如此，范沧海也是如此。从自我怀疑又自我激励的“赶上深圳速度”到说顺嘴并从心里坚信天钢发展已“超过深圳速度”，这种微妙的变化入木三分地描摹出人在追求自我意义中的迷失。在制氧厂“惊天一爆”后，人们才开始反省：公司飞速发展的背后是负债累累，甚至“员工为兴建棒材线募的股也还没有返还”；公司强调时间和效率的背后，是“人为地为了赶时间争速度，导致常出现边建设边生产的局面”，隐患丛生；公司没有民主可言，早已变成了范沧海“一个人的天下”。简言之，公司表面繁荣的背后是积疴愈重，早已背离了工业化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部分的意义所在。原本承载着民生希望和安定的大厂，逐渐变成了权钱交易的砝码。作者深入剖析了脱胎于封建专制思想的家族式管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巨大又破坏性的存在，是批判也是警醒。至此，范沧海这个人物形象也鲜明、全面地凸显了出来。他是自己，又是环境的产物。他一次次立志要“掌握自己命运”，却最终将自己的奋斗变成一个荒诞不经的闹剧。这不由得使我们再次想到了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加缪说：“西西弗是最终要死的人中最聪明最谨慎的人。……他爬上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3]123荷马则说：“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既因为他的激情也因为他所经受的磨难。……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悲伤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3]121
其次，如果说范沧海是作者凭借着现实经验和哲学基础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时代真实性的改革者，那么林中雪这类人物则可视为作者心中理想又无奈的“推石头的人”的代表。林中雪这个人物明显倾注了作者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就是作者本人的代表。他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参与者。从林中雪的本性而言，他仅仅想用自己的“一支笔”关注民生，为事件发言，他渴望活得有尊严、有价值，这种理想对于当时那个利益至上的世界来说，就像一场推石头之行，现实总有办法让你逐渐放弃和妥协。最终，林中雪的黯然离开，这是对被改造的抗争，也是作者为理想留下的一线天空。他的遭遇令读者痛心，又最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马东华这类人物的设置，则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在这场“推石头之行”中，作为底层工人的窘迫和无奈。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目的就是要激活经济活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可厚非，改革的结果也确然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在改革过程中工人群体精神的失落，无可计数的工人正如作品中的马东华一样，从主人翁的位置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基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个人命运被牢牢地掌握在少数当权者手中。透过这个人物我们似乎也管窥到20世纪90时代之后，中国大地上这场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是鲜花着锦的经济飞速发展，其背后也隐藏着数百万普通工人价值失落的痛苦史。他们也像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努力，但在失去了国家话语支撑后，他们的命运被市场这个神奇又残酷的大手肆意地颠弄，经验断裂，意义迷失。
由此，我们也看出了作者书写《谁主沉浮》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不是一部歌功颂德之作，也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作者秉持着社会良心和极高的道德感，对亲身经过的历史真实地呈现，是作者内心对民生的艰苦极度痛心之下的泣血之作，所以，它也许是不美的，甚至情节都平凡若生活。但就是在这琐碎又细致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作者也不是反社会的，“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3]122。作者在对生活的撕裂中，揭开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的冰山一角，让我们从人性、政体、民族文化基因多方面进行了反思。生活从不掩盖他的丑恶，而对于芸芸众生，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生活的裂痕，固执地迎接幸福。
二、“谁”主沉浮？——“人”与“企业”关系的追问
赫东军在《谁主沉浮?创作谈》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哪怕不小心写成了两本禁书，无法出版也要写出来。”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的思虑？有了这样的思虑为什么还要执著地完成它呢？在这本书里，他究竟讨论了什么？
一切还要从赫东军的人生经历谈起。在《创作谈》中他披露到：“我曾经在某大型钢铁国企工作二十多年，又恰好经历了企业由国企转变为民营的裂变。之所以有些担心可能会出版不了，是不屑于写成四面讨好的小说。”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他又提到：“我在工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直接参与各种改革，我知道什么是赤裸裸的现实和虚假的理想主义。”这些分量极重的言语凝结成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企业”的关系可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才是阻碍国企改革的成功的关键。
“人”与企业的关系如何是衡量工业改革成败与否的一把尺子。“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不应当是经济增长等外在的特征，而应当是人的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的现代化程度，即现代性的生成状况。”[4]具体而言，只有“人”在企业的运行机制中体现出了现代化特征，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现代化才算完成。具体到工业题材的小说中，只有企业中的人实现了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变，体现出与现代企业相符的民主精神、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知识技能，一个企业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谁主沉浮》中的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明显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土皇帝式”的领导。在现代企业当中，领导是否具备现代人格已被具象化为能否使企业呈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状态。很明显，西西弗斯式的主人公范沧海及他所代表的高层领导阶层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滑行。尤其是范沧海，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祟，专制、跋扈逐渐成为阻碍他实现现代企业的破坏性因素，“人”与企业的关系被演绎为“救世主”式的领袖或“土皇帝”式的家长与毫无民主、平等权利的“顺民”“臣子”的关系。天钢集团在产权上逐渐私化，权责不分，党委管理者直接被孤立，管理上更是“一言堂”制，作者通过这样的作品，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于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阻碍力甚或破坏性。
第二类，“奴隶式”的员工。在企业中，当最高层领导以“土皇帝”自居时，相应的，员工也就成为该类形象的补充，并且毫无例外地会从侧面加强了该种类型人物的优势性或者破坏性。《谁主沉浮》中，自范沧海之下，无论是中层领导还是普通员工，演绎的都是这样的角色。中层领导日常被范沧海“像骂儿子一样大骂”，且习以为常，甚至哪天范沧海好好说话了，他们反而觉得心里七上八下。普通员工就更无话语权、人格权，工人的群体精神出现了失落与异化现象。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被边缘化的群体内心郁积的不满，被压迫和异化的无奈及不得不在体制内游荡的迷茫。“精神压力大、劳累、工作过程不愉快、工作本身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挣钱，是新世纪工人普遍的生活状态。”[5]马东华事件及林中雪最终远离企业，真实地印证了这一点。工人异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异化，“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象。”[6]
第三类，远离现代企业标准的管理机制。如果说“土皇帝式”的领导和“奴隶式”的员工是探讨“人”与企业病态关系的表面元素，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不健康的企业管理机制，《谁主沉浮》作为一部揭露当代工业改革弊病的小说，几乎以实景的方式暴露了当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其中“动员结构”是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管理模式。所谓“动员结构，即“在所谓‘单位’的制度设计中，围绕党委的常常是党、团员，而后是先进人物或者劳动模范，再而后则是普通群众，即使是某项行政命令，党委也会依靠这一模式，层层动员，配合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共同完成。”[7]这种动员方式的弊端在于员工事实上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模式，并不能真正被发现和肯定。天钢集团“一岗一薪”改革就因为这一原因而陷入被动和困境，表面上为了激励人才，搞活企业而进行的改革，终究成为既得利益者获取更大利益的渠道，真正的人才却大面积被排除在外。这种“隐形”的管理方式几乎存在于中国企业乃至一切管理结构中，令人心忧。
简言之，《谁主沉浮》的作者凭借他对现实真实的感知及近距离的接触，通过对天钢集团兴衰成败的实景描写，在事件中写人，以人的活动和内心感受描写，逼真地反映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甚至明胜实败的重要原因。人和企业的关系，通过高层、中层和底层三个维度进行了全面探讨。就高层而言，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的糟粕束缚了他们的眼界和行动的正确性。就中层而言，“奴性”思想消解了其沟通高层和底层的桥梁作用，成为专制者的附属和帮凶。而底层处于无知和愚昧状态，他们并没有正当的渠道领悟高层的意思，也没有办法更好地向其传达内心的想法。在坐稳奴隶和坐不稳奴隶之间，他们迷茫、徘徊、愤怒，但无计可施。作者透过这种令人窒息的关系网解剖了中国现代企业对于“人”的现代性的疏忽和无视，是一种深刻的悲凉。
自五四启蒙以来，人的现代性就成为我国现代性生成、扩展和完善的核心要素。相较于西方试图以工具理性构建人的现代性大厦，愈加清醒的中国作家们更愿意“以人为本”，在对所有人之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关系和谐、劳动尊严有价值等等的细节追求中，最终实现现代性。当然，这个过程是伴随着批判和反思进行的，也唯此，这样的书写才有意义和活力。这或许也是《谁主沉浮》及相关类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
2017年12月，赫东军出版了长篇小说《谁主沉浮》，这是他从作家情怀出发立志要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也是自1975年蒋子龙在全国“抓生产”潮流号召下创作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后又以《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先河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在新世纪的延续与发展。在承继和变革之中，赫东军在中国工业题材小说这条路上，做出了两大探索：一是塑造了一批充满理想又荒谬、无奈的“推石头的人”；二是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中国国家企业中“人”与“企业”的关系。
一、“推石头的人”——《谁主沉浮》中的人物群像
“推石头的人”最早见于古希腊神话，科林斯的建设者西西弗斯聪明无比，因为洞晓并泄露了宙斯抢虏河神女儿的秘密被处以死刑，又因为绑架了冥界之神而在死后被惩罚永无止境地推一块必然滚落的石头上山。“结果论”者据此视其为做无意义事物的悲剧人物，但是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一书中，却对此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登上峰顶的斗争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所以，西西弗斯不是一个悲情的体验者，而是一个斗士，尽管这“战斗”中充满了荒谬和无稽。
从某种意义上说《谁主沉浮》正是讲述了具有这样性格的一群人的一个故事：天钢集团前领导因为一次车祸多人遇难，范沧海走马上任，至此开始了他重振天钢之路。在经历了自筹五千万生产线，省长到访，自主经营后，天钢扭亏为盈。可是伴随着天钢的发展，膨胀起来的还有人的欲望。欲望产生荒谬，并预示不幸。“天钢王国”终于在市场和政府双面调节下轰然坍塌，移形换主。范沧海的“君王梦”也至此打住，只留下一个个还未引爆的天钢“炸弹”。伴随着天钢从衰到盛，再从盛到衰，各色人等展示了他们性格中最刚硬的一面，也展示了他们对生活的妥协，在“刚硬”与“卑微”之间，每个人似乎都是西西弗斯，纠缠于理想与荒诞之间。我们将作品中的人物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范沧海为代表的改革领头人；一类是以林中雪为代表的具有坚定道德感的理想主义者；第三类则是以马中华为代表的底层工人。他们组成了作品的人物长廊，也表现了丰富的人性。
首先，范沧海这类人物具有明显的“西西弗斯”属性，是作者着力最多、又渗透了深刻人生参悟的人物形象。范沧海前期的奋斗是绝望中的抗争，无论是“争夺实权”还是“锐意改革”，在困难重重的境地，范沧海从未轻言放弃，他坚信“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要靠就只有靠我们自己。”[1]45所以，他带领天钢把握机会，创造机会，实现了天钢由“死”到生，由被忽略到被“捧为神话”的转变。这时的范沧海像是正在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作者似乎刻意要写出范沧海的魄力、勇气甚或执拗和冷酷的一面，似乎只有这样，这一场在现实大地上推石头上山的行为才会充满了悲壮而神圣的意义，才会显示出范沧海作为一个在时代的大潮中逐浪者的自主和霸气。
然而，作者所写又并不仅如此。范沧海是采用圆形人物塑造方式创造出来的主人公，在命运之手的拨弄下，这枚“棋子”开始显出人性在遭遇顺境之后，自我膨胀的一面，显示出某种虚妄的荒谬。“强势”就是其中最为鲜明的色彩。“强势”是一个中性词，在《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中主人公的强势代表了一种雷厉风行的做事精神，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并且这种强势具有柔软性，是顺乎人物情感发展的，“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2]而范沧海的强势却带有很强的“专断性”，“专断”在某种意义上指示了个体对其自我价值和意义在社会关系中定位的失衡。失衡又引发了进一步的专断，其结局必然会让“推石头之行”更张目的，初心不再，面目全非。西西弗斯如此，范沧海也是如此。从自我怀疑又自我激励的“赶上深圳速度”到说顺嘴并从心里坚信天钢发展已“超过深圳速度”，这种微妙的变化入木三分地描摹出人在追求自我意义中的迷失。在制氧厂“惊天一爆”后，人们才开始反省：公司飞速发展的背后是负债累累，甚至“员工为兴建棒材线募的股也还没有返还”；公司强调时间和效率的背后，是“人为地为了赶时间争速度，导致常出现边建设边生产的局面”，隐患丛生；公司没有民主可言，早已变成了范沧海“一个人的天下”。简言之，公司表面繁荣的背后是积疴愈重，早已背离了工业化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部分的意义所在。原本承载着民生希望和安定的大厂，逐渐变成了权钱交易的砝码。作者深入剖析了脱胎于封建专制思想的家族式管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巨大又破坏性的存在，是批判也是警醒。至此，范沧海这个人物形象也鲜明、全面地凸显了出来。他是自己，又是环境的产物。他一次次立志要“掌握自己命运”，却最终将自己的奋斗变成一个荒诞不经的闹剧。这不由得使我们再次想到了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加缪说：“西西弗是最终要死的人中最聪明最谨慎的人。……他爬上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3]123荷马则说：“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既因为他的激情也因为他所经受的磨难。……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悲伤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3]121
其次，如果说范沧海是作者凭借着现实经验和哲学基础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时代真实性的改革者，那么林中雪这类人物则可视为作者心中理想又无奈的“推石头的人”的代表。林中雪这个人物明显倾注了作者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就是作者本人的代表。他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参与者。从林中雪的本性而言，他仅仅想用自己的“一支笔”关注民生，为事件发言，他渴望活得有尊严、有价值，这种理想对于当时那个利益至上的世界来说，就像一场推石头之行，现实总有办法让你逐渐放弃和妥协。最终，林中雪的黯然离开，这是对被改造的抗争，也是作者为理想留下的一线天空。他的遭遇令读者痛心，又最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马东华这类人物的设置，则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在这场“推石头之行”中，作为底层工人的窘迫和无奈。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目的就是要激活经济活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无可厚非，改革的结果也确然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在改革过程中工人群体精神的失落，无可计数的工人正如作品中的马东华一样，从主人翁的位置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基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个人命运被牢牢地掌握在少数当权者手中。透过这个人物我们似乎也管窥到20世纪90时代之后，中国大地上这场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是鲜花着锦的经济飞速发展，其背后也隐藏着数百万普通工人价值失落的痛苦史。他们也像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努力，但在失去了国家话语支撑后，他们的命运被市场这个神奇又残酷的大手肆意地颠弄，经验断裂，意义迷失。
由此，我们也看出了作者书写《谁主沉浮》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不是一部歌功颂德之作，也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作者秉持着社会良心和极高的道德感，对亲身经过的历史真实地呈现，是作者内心对民生的艰苦极度痛心之下的泣血之作，所以，它也许是不美的，甚至情节都平凡若生活。但就是在这琐碎又细致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作者也不是反社会的，“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3]122。作者在对生活的撕裂中，揭开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的冰山一角，让我们从人性、政体、民族文化基因多方面进行了反思。生活从不掩盖他的丑恶，而对于芸芸众生，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生活的裂痕，固执地迎接幸福。
二、“谁”主沉浮？——“人”与“企业”关系的追问
赫东军在《谁主沉浮?创作谈》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哪怕不小心写成了两本禁书，无法出版也要写出来。”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的思虑？有了这样的思虑为什么还要执著地完成它呢？在这本书里，他究竟讨论了什么？
一切还要从赫东军的人生经历谈起。在《创作谈》中他披露到：“我曾经在某大型钢铁国企工作二十多年，又恰好经历了企业由国企转变为民营的裂变。之所以有些担心可能会出版不了，是不屑于写成四面讨好的小说。”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他又提到：“我在工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直接参与各种改革，我知道什么是赤裸裸的现实和虚假的理想主义。”这些分量极重的言语凝结成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企业”的关系可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才是阻碍国企改革的成功的关键。
“人”与企业的关系如何是衡量工业改革成败与否的一把尺子。“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不应当是经济增长等外在的特征，而应当是人的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的现代化程度，即现代性的生成状况。”[4]具体而言，只有“人”在企业的运行机制中体现出了现代化特征，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现代化才算完成。具体到工业题材的小说中，只有企业中的人实现了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变，体现出与现代企业相符的民主精神、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知识技能，一个企业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谁主沉浮》中的员工与企业的关系明显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土皇帝式”的领导。在现代企业当中，领导是否具备现代人格已被具象化为能否使企业呈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状态。很明显，西西弗斯式的主人公范沧海及他所代表的高层领导阶层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滑行。尤其是范沧海，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祟，专制、跋扈逐渐成为阻碍他实现现代企业的破坏性因素，“人”与企业的关系被演绎为“救世主”式的领袖或“土皇帝”式的家长与毫无民主、平等权利的“顺民”“臣子”的关系。天钢集团在产权上逐渐私化，权责不分，党委管理者直接被孤立，管理上更是“一言堂”制，作者通过这样的作品，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于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阻碍力甚或破坏性。
第二类，“奴隶式”的员工。在企业中，当最高层领导以“土皇帝”自居时，相应的，员工也就成为该类形象的补充，并且毫无例外地会从侧面加强了该种类型人物的优势性或者破坏性。《谁主沉浮》中，自范沧海之下，无论是中层领导还是普通员工，演绎的都是这样的角色。中层领导日常被范沧海“像骂儿子一样大骂”，且习以为常，甚至哪天范沧海好好说话了，他们反而觉得心里七上八下。普通员工就更无话语权、人格权，工人的群体精神出现了失落与异化现象。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被边缘化的群体内心郁积的不满，被压迫和异化的无奈及不得不在体制内游荡的迷茫。“精神压力大、劳累、工作过程不愉快、工作本身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挣钱，是新世纪工人普遍的生活状态。”[5]马东华事件及林中雪最终远离企业，真实地印证了这一点。工人异化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异化，“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象。”[6]
第三类，远离现代企业标准的管理机制。如果说“土皇帝式”的领导和“奴隶式”的员工是探讨“人”与企业病态关系的表面元素，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不健康的企业管理机制，《谁主沉浮》作为一部揭露当代工业改革弊病的小说，几乎以实景的方式暴露了当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其中“动员结构”是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管理模式。所谓“动员结构，即“在所谓‘单位’的制度设计中，围绕党委的常常是党、团员，而后是先进人物或者劳动模范，再而后则是普通群众，即使是某项行政命令，党委也会依靠这一模式，层层动员，配合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共同完成。”[7]这种动员方式的弊端在于员工事实上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模式，并不能真正被发现和肯定。天钢集团“一岗一薪”改革就因为这一原因而陷入被动和困境，表面上为了激励人才，搞活企业而进行的改革，终究成为既得利益者获取更大利益的渠道，真正的人才却大面积被排除在外。这种“隐形”的管理方式几乎存在于中国企业乃至一切管理结构中，令人心忧。
简言之，《谁主沉浮》的作者凭借他对现实真实的感知及近距离的接触，通过对天钢集团兴衰成败的实景描写，在事件中写人，以人的活动和内心感受描写，逼真地反映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甚至明胜实败的重要原因。人和企业的关系，通过高层、中层和底层三个维度进行了全面探讨。就高层而言，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的糟粕束缚了他们的眼界和行动的正确性。就中层而言，“奴性”思想消解了其沟通高层和底层的桥梁作用，成为专制者的附属和帮凶。而底层处于无知和愚昧状态，他们并没有正当的渠道领悟高层的意思，也没有办法更好地向其传达内心的想法。在坐稳奴隶和坐不稳奴隶之间，他们迷茫、徘徊、愤怒，但无计可施。作者透过这种令人窒息的关系网解剖了中国现代企业对于“人”的现代性的疏忽和无视，是一种深刻的悲凉。
自五四启蒙以来，人的现代性就成为我国现代性生成、扩展和完善的核心要素。相较于西方试图以工具理性构建人的现代性大厦，愈加清醒的中国作家们更愿意“以人为本”，在对所有人之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关系和谐、劳动尊严有价值等等的细节追求中，最终实现现代性。当然，这个过程是伴随着批判和反思进行的，也唯此，这样的书写才有意义和活力。这或许也是《谁主沉浮》及相关类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
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 网址: http://fzxdh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22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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